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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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任务。但是，作为一种与人类价值观念形成、变化、发展相伴随的教育活动，价值观教育不仅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通约性。不同群体、民族、国家在价值观方面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共通性，这种双重性也体现在价值观教育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观教育就是在这种差异性中寻求共通性，在共通性的基础上发展差异性。价值观教育不是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体系，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地与外部世界进行价值观念的沟通、对话乃至批判的开放系统。不同民族、国家在价值观教育方面需要增进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借鉴。随着中国融入世界进程的加快，国人的价值观念、社会的价值体系更加深刻地受到来自域外各种思潮、文化的影响，国内的价值观教育、价值引领，必须有更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国际视域。当代中国的价值观教育，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既需要立足本土，也需要放眼世界。中国的理论界与学术界，既需要关注当代中国价值观教育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也需要关注世界范围内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系统了解与分析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现实状况与总体特征，从世界的视角来审视本土的问题，积极吸收与借鉴外来的有益养分与经验，从而做到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因此，就国外价值观教育问题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提供理论与实践镜鉴。本文拟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目标、内容与方法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目标
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把握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现状和发展态势，总结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的价值观教育提供域外智慧与借鉴。这一总体目标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1.把握与追踪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动态，加强价值观教育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涵育新的学科生长点
作为一种学理性的研究，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有其学术理论上的目标。这些目标表现在：一是对有关国家价值观教育开展深度调研，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实践动态，以客观、务实的态度推动价值观教育领域的比较研究。二是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本学术文献进行收集、整理、汇编，形成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学术文献资料库，对重要的研究文献以译丛的形式进行编译出版。三是系统梳理和总结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的基本现状和主要特点，跟踪国外价值观教育学术研究的前沿动态和发展态势，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学术研究进行全面介绍和系统评析。四是拓展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国际视野，开展国内外价值观教育研究领域的对话、交流、合作，借鉴吸收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合理成分，丰富我国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学术视域和理论体系。五是拓展与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视域。当代中国价值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教育学科、德育学科等，加强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仅依靠某一学科，是很难独自承担这个研究任务的。聚焦于国外价值观教育这一议题，广纳多学科的研究力量开展协同研究，不仅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其他学科以及与国际学术同行之间的交流，而且能够开辟新的学科生长点和学术研究领域。
2.总结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有益经验与有效做法，为我国价值观教育实践提供借鉴
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旨趣，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取向，力求通过对“他者”的研究为本土实践提供某种镜鉴。具体来说：一是借鉴国外学校价值观教育的有效做法，促进我国学校价值观教育的开展。学校是开展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领域，国外学校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探索和经验，不乏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比如，英国学校将价值观教育渗透在语言、文学、艺术及“个人、社会与健康教育”（Personal,Social and Healthy Education）课程之中，[1] 美国学校通过加强与家长、社区等社会力量的合作来推进价值观教育，这些做法都可以尝试在我国学校中进行试点和推广。二是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社会自组织机制，促进我国价值观教育社会合力的形成。价值观教育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如何发挥家庭、社区、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是我国价值观教育中一个有待完善的方面。西方国家非常注重非政府组织、社区在形成社会共识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且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和自组织机制，从中可以提炼出可资借鉴的经验，增强价值观教育中的社会自组织功能。三是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先进方式和手段，增强我国价值观教育的科学含量和有效性。国外较为重视利用多媒体技术、社交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来承载价值观教育，利用心理咨询、职业辅导、学习指导、社区服务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和途径来开展价值观教育，借鉴和整合这些方式、方法、手段，有利于提升我国价值观教育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3.围绕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在价值观教育的决策与政策制定方面提供咨询建议
价值观教育日益成为各国政治家关注的重要战略议题以及国家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当前国际价值观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对国外价值观教育进行研究，有必要从战略决策与政策制定方面进行审视。一是要深入调查和系统总结有关国家、政府在实施价值观教育方面的宏观战略举措，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教育计划提供参考。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政治家都很注重将价值观教育纳入其政治议程和执政方略中，且通过影响立法机构、投入大量资金、出台各种官方文件、加强政策指导等各种途径来推动价值观教育的实施，在这方面澳大利亚较具有代表性。[2] 对相关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官方文件、项目计划、实践指南等权威性文件进行汇编与翻译，提供给有关决策部门参考，尤其是总结这些国家如何有效发挥国家在价值观教育中作用的举措，对于加强党和国家对价值观教育的领导与指导具有参考意义。二是要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运行模式、操作方式进行调查和研究，为构建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如何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长效机制，是我国教育决策部门非常关注的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了“看不见的手”即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更多借助民间组织、基金会、宗教团体、社区邻里等社会力量，采用搭建平台、项目外包、多方合作、社会参与等社会化方式推动价值观教育的常态化、自组织运行，这些做法对于各级各类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不乏参考价值。
二、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涉及的领域众多、议题繁杂，有必要厘清其基本内容。大致来说，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包含国别研究、总体研究与借鉴研究。国别研究包含对某国价值观教育的定位、功能、实施机构、运行机制、内容途径、方法载体、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总体研究包含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谱系、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借鉴研究包含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有益经验进行借鉴与运用的研究。
1.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定位与功能
国外如何对价值观教育进行定位，其功能是什么？这是开展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当前世界很多国家非常重视价值观教育，甚至将其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和学校教育的重点内容，出台了很多与价值观教育相关的计划、方案与项目，凸显了价值观教育在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价值观教育在引领个体价值观发展、凝聚社会价值共识、促进国家价值认同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要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重视程度、社会功能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国外价值观教育兴起的原因背景、推动因素，阐释其对我国价值观教育的启示意义。
2.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实施机构与运行机制
国外有哪些机构、组织在实施价值观教育，在价值观教育运行机制方面与我国有何不同，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之处？这是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实施主体不仅有国家、政府、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等正式组织，而且还包括家庭、社区、教会、企业、大众媒体、公益机构、学术机构、民间协会等非正式组织，这些非正式组织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方面，国外价值观教育除了有国家主导、政府协调之外，更加注重充分调动和引入各种社会资源，通过协商对话、社区合作、基金资助等形式，实现社会化运行、项目化运作。如何激活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一直是困扰我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课题。要对国外政府及教育机构实施价值观教育的战略举措、协调机制、具体策略进行调查，对各种社会组织在价值观教育中的参与机制进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启示与经验。
3.国外价值观教育的重点内容与基本途径
内容是价值观教育的核心与关键。当前，很多国家都在不断强化共同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传统价值观的教育，在内容设计上体现着较为鲜明的生活化、个体化、可接受性色彩，很多价值条目的教育都契合了当前时代与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在传授这些具体内容的途径方面，很多国家不仅通过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通识教育、社会研究等学科课程与综合课程进行价值观教育，而且通过社团活动、宗教仪式、社会参与、公益服务等多种途径进行价值观渗透。要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内容体系尤其是重点内容进行调查，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基本途径尤其是隐性途径进行研究，总结归纳国外在价值观教育内容设计、途径选择方面的科学依据与主要经验，为我国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提供参考。
4.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载体与保障机制
国外在价值观教育方面形成了丰富多样、行之有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方法，如价值澄清法、价值分析法、伦理质询法、公正团体法、合作性学习法等多种方法。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大众传媒，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宗教文化等亚文化，各种社团组织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活动，以及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社会服务活动，都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以及载体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法体系，创新价值观教育的载体形式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价值观教育需要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外在价值观教育的师资培训方面，制定了行业标准与准入制度，建立了多层次的师资培训体系；在硬件建设方面，注重开发博物馆、艺术馆、历史文化遗址等公共设施的教育价值。不仅如此，国外还通过立法、行政等多种方式，为价值观教育的开展提供较为有力的法律保障与制度保障。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物质保障、法律保障、制度保障、精神保障等机制进行调查研究，能够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长效机制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5.国外价值观教育理论的研究与评析
国外思想家、学者有关价值观教育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是价值观教育实践的理论升华，是观察国外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理论视角，也是推进我国价值观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借鉴。20世纪80年代以来，价值观教育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涌现出很多理论研究成果。我们有必要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思想流派、理论成果、学术动态进行系统研究，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谱系进行梳理、评析，对国外价值观教育学术研究的特点与趋势进行归纳、总结，并且作出科学辩证的评价、分析，从中汲取理论营养与学理智慧。当前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理论的研究，多是从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观点的角度进行描述与评析，如克里夫·贝克（C.Beck）的价值反思理论、拉斯思（L.Raths）的价值澄清理论等，而没有从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关联、从不同理论之间发展脉络的角度进行谱系学意义上的研究。西方价值观教育理论实际上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从西方开始现代化进程以来，就确立了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价值观念体系。而这个体系，就是贯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教育理论形成、发展始终的指导思想。尽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方有各种理论对个人至上主义、绝对自由主义的理论偏差进行反思、矫正，很多学者强调注重对社会成员进行社群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平等价值观的教育，但这些纠偏都只是围绕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之价值内核的上下波动、左右摆动，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资本主义核心的价值体系。当代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呈现出更加科学化、学科化的特点，但是，究其理论的精神实质而言，仍然没有超越这种意识形态。因此，回溯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理论演变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把握不同理论体系共同的理论内核以及围绕着这种内核所展开的各种论证、捍卫、反驳、改进，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谱系，辨明影响当前国外价值观教育实践的主流价值体系是至关重要的。
6.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
对国外价值观教育进行研究，除了要有深入的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还要有整体性与前瞻性的研究，描绘总体性的“认知图谱”，分析其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趋势：一是价值观教育与传统尤其是文化传统、宗教传统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对当前价值观教育的影响是深刻而复杂的。基督教传统对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教育的影响，东正教传统对俄罗斯价值观教育的影响，儒家文化对日本和新加坡价值观教育的影响，都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必须深入探讨宗教精神与世俗生活、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二元张力中，价值观教育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与走向。二是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价值观教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和需要。当代西方国家包括东方国家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阶层结构、人口结构、族群结构、生活方式结构等这些社会结构的变化，使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也产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为价值观教育或提供了需求，或提出了挑战。因此，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阐释价值观教育的变化特征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三是价值观教育与精神生活尤其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价值观教育与社会精神生活有着密切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尤其是主导价值观念之间更是存在着直接因果关系。信仰、道德、语言、风俗等，这些精神要素都体现着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些要素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决定着价值观教育的嬗变与发展趋势。四是价值观教育与个体发展尤其是个体价值观念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体价值观既是价值观教育作用的对象，又是开展价值观教育的重要依据。弄清个体价值观发展与价值观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揭示价值观教育在原则、目标等方面基本特征的关键。五是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的关系。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既有差别，又有联系，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补充，还相互渗透。当代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探讨价值观教育与深度学习之间的作用机制。这给我们研究价值观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7.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合理借鉴
吸收其他国家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理论营养，借鉴其他国家价值观教育方面的有效经验，是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旨归。这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注意甄别国外价值观教育有哪些方面不能为我们所借鉴。无论是从理论观点还是从实践运行来看，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不能为我们所借鉴的。比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指导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多元主义的教育方针等，对于这些主张与做法必须坚决摒弃。二是着重分析国外价值观教育有哪些方面可以为我们所借鉴。这是我们所重点关注的。必须坚持立足国内、放眼国际、辩证分析、综合创新的原则，从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整体研究与分析判断中，提取可供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域外资源。从理论研究、基本理念、决策管理、运行机制、内容体系、方法体系、保障体系等方面，对国外价值观教育中可资借鉴的成分进行系统研究。三是尝试探索如何对国外价值观教育进行借鉴。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的理论智慧，可以通过加强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方式，使之融入我国价值观教育的理论研究中，转化为理论营养和学术营养。对于国外价值观教育中的实践经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吸收和运用，在我国价值观教育实践中进行尝试、实验，并加以检验和完善。
三、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
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是一种跨国别、跨文化、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必须广泛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采取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理论分析与经验总结相结合、个案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来开展研究。
1.实地调查法
实地调查是掌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的必要途径。可以选择若干代表性国家，如北美地区的美国、欧洲地区的英国、亚太地区的新加坡和日本等为调查对象国，组织有关调研人员，深入这些国家开展有目的、有计划的实地调查。采取典型调查与面上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着重选择若干城市、乡村、政府机构、学校、企业、民间组织、家庭、社区等社会组织，对这些社会组织的价值观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查解剖。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要着重围绕研究对象国价值观教育的指导思想与主要目标、价值观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机制、价值观教育的基本内容与主要途径、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法、价值观教育的效果等具体问题展开调研，总结这些国家在价值观教育实践方面的进展、成绩、特色、经验与教训。
2.文献研究法
文献是开展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重要依据。要充分利用研究中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全面收集、整理国外价值观教育相关的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多维度的研究，从中把握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动态。与国外价值观教育相关的文献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官方公布的文献。多国政府都曾公布过价值观教育方面的政策性文件，如新加坡政府发布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澳大利亚学校共同价值观框架》等。我们可以从官方发布的、包含价值观教育信息的公告、计划、规划等权威性文件中，解读国外政府组织、实施价值观教育的指导思想、决策方式与实施策略。二是相关的地方志、新闻报道、统计数据等公开文献。地方志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文化习惯、教育传统等，从中可以把握价值观教育的地方性特点，新闻报道、统计数据中蕴含着丰富的有关价值观教育的信息，从中可以对价值观教育发展的动态进行解读。三是学者发表的相关研究报告、著作论文等学术文献。国外学者有关价值观教育的文献非常丰富，对重要思想家、理论流派有关价值观教育的思想观点、理念主张，要进行梳理与评析，弄清其理论脉络、特质与影响。对当前国外学者在价值观教育领域的重要论著，要进行系统翻译与研究，把握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向、观点与趋势。国外相关学术机构与研究机构，也发布过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研究报告，对此也需要进行重点关注与研究。
3.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是了解国外价值观教育基本情况的一种较为便利的方法。在价值观教育领域，国际上所开展的跨国别的问卷调查，既有大规模、多个研究者、多维度、多工具的问卷调查，也有小规模、多个研究者、简单工具的问卷调查。前者如1995-2000年所开展的国际教育成绩评价协会公民教育研究（The IEA Civic Education Study），可以看作是大规模价值观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它覆盖范围广（包括三个领域多个问题），涉及国家多（第一阶段为24国），研究对象人数众多（约9万人）。后者如李荣安与弗尔兹（Lee Wing On and J.Fouts）在1995-1999年所开展的一项五个国家教师对“何谓好公民”看法的比较研究。他们通过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和中国的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这些国家的教师是如何理解“何谓好公民”这一概念的。[3] 我们可以借鉴吸收国际上相关问卷设计框架与研究量表，根据实际情况与需要，研制较为科学可行的调查问卷，采取小规模问卷与大规模问卷相结合、实地发放问卷与网络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法，通过问卷调查来获取国外价值观教育现状发展的有关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处理与研究。
4.访谈法
访谈法，是通过对国际上不同人士有关价值观教育的看法、观点，来了解国外价值观教育诸方面的基本情况。访谈又分为个人访谈与集体座谈。在个人访谈方面，我们可以选择研究对象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士来进行重点访谈。1996年卡明斯（W.Cummings）等人开展了一项对11个国家领导者的西格玛研究。此项研究主要关注环太平洋地区未来价值观教育的重心问题，主要聚焦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为什么价值观会不断变化？哪些价值观应该在价值观教育中最受强调？谁应该是价值观教育的中心？这些价值观应当如何倡导和传递？这项研究主要采取了访谈法，具体访谈了11个国家约200名教育精英，其中包括政治领导人、教育官员、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知识精英、学者、地方学校的领导、课程设计专家或价值观教育教师。[4] 我们可以利用国际交流、国外考察、国际学术会议等多种渠道，有针对性地选择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代表性人士，如政府官员、相关教师、学生、家长、社会公众等，就他们对本国价值观教育有关问题的看法开展深度访谈。另外，还可以与来华留学生、学者以及其他人士开展访谈与座谈，了解他们对所在国价值观教育以及中国价值观教育的有关看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信息与问题。
5.个案研究法
各国在价值观教育实践中都会形成很多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体现了其价值观教育所处的具体情境，凝聚着其价值观教育实践中的典型经验。对这些个案进行深度描述、跟踪对比、分析研究，有利于我们深入研究对象国的实际语境，增进对国外价值观教育的具体了解。斯戴纳-卡姆西（Steiner-Khamsi）认为：“个案研究是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它告诉我们，因果关系如何存在于一个有边界的系统里。而调查中所有的开放式问题加起来，也远远不及个案研究所体现的情景性。”[5] 我们可以通过相关新闻报道、研究报告、实地考察等多种渠道与途径，发现、获取、筛选一系列国外价值观教育案例，如国外中小学校价值观教育典型案例、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典型案例、国外军队价值观教育典型案例等，对这些个案进行整理、汇编、翻译，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的个案进行多维研究及比较研究，从中总结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经验与教训。
6.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法是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的重要方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比较研究：一是纵向比较研究。在国别研究中，要对某一国家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观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纵向的比较，以呈现其纵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尤其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如对前苏联时期的价值观教育与俄罗斯价值观教育进行纵向比较，从中探究一个社会制度急剧转型的国家其价值观教育嬗变的基本轨迹和教训。二是横向比较研究。一方面是对语言人口、文化背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教育之间的比较；另一方面是对语言人口、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基本相同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如英国与美国，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且具有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关系，二者在价值观教育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点，对这些不同点进行比较与阐释，也会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启发与思考。在横向比较中，要重点开展中外价值观教育的比较研究。只有通过中外比较研究，才能知己知彼，更好地借鉴吸收别国的长处。可以从价值观教育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理论指导、核心内容、方式方法、运行机制等方面，展开中外价值观教育的比较研究。三是专题比较研究。根据对世界各国价值观教育实践的观察和对我国价值观教育问题的思考，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各国价值观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从静态来说，围绕着价值观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根本原则、核心内容、主要途径、方法载体等构成要素，对各国价值观教育的诸要素开展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与分析，着重把握不同国家在价值观教育中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核心内容、途径方法等方面的异同点。从动态来说，要对各国价值观教育的动态运行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价值观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过程，其开展包含了决策、组织、实施、评估、反馈等完整的环节与链条，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要对各国价值观教育运行过程中主要环节的特点以及动态衔接、协调的机制进行比较研究。
7.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国外价值观教育研究，还必须借鉴与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要综合运用价值哲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的基本立场与方法、描述伦理学的研究方法、社会学的阶层分析方法、人类学的人种志方法、心理学的心理测量方法等多学科的方法，进行多维度、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参考文献：
[1]J.M.Halstead,Mark A.Pike.Citizenship and Moral Education:Values in Action[M].London: Routledge,2006:49-103.
[2]杨威.西方国家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多主体系统及其协作——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为主要分析对象[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6(5).
[3]Mark Bray,Bob Adamson and Mark Mason(eds).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Methods[M].Hong Kong:Springer,2007:213.
[4]William K. Cummings, John Hawkins and Gita Steiner-Khamsi.Building Bridges of Understanding and Belief in the Pacific Rim[Z].Proposal submitted to the Pacific Basin Research Centre, Soka University of America,1996.
[5]Steiner-Khamsi,Torney-Purta,J.Schwille.New Paradigms and Recurring Paradoxes in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Z].Oxford:JAI[Elsevier Science],2002: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