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体系无可避免的内爆——萨米尔·阿明论当前世界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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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各国金融寡头的绝对权力基础之上的，具有不可持续性。现在，这一体系正在其心脏地带发生不可避免的“内爆”:一方面，“铁三角”国家继续在全世界扩张其独享权；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全球化内爆也带来了较大的社会进步。这既是赋予我们的历史性机会，也给我们的时代带来了最严峻的考验。

继英国脱欧、右翼在欧洲选举中崛起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赢得选举胜利、西班牙“我们能”党兴起之后，唐纳德·特朗普新近当选美国总统。所有这一切表明,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正在遭遇深度危机。我一直强调,新自由主义体系具有不可持续性，现在，这一体系在其心脏地带俨然正在发生“内爆”。所有为避免最糟糕结果出现而仅仅通过微调来挽救这个体系的企图注定要失败。

新自由主义体系发生内爆，并不等于已经朝着真正有利于构建人民的替代道路迈进：资本主义之秋与人民之春不是自动吻合的。巨大的罅隙横亘在二者之间，这使我们的时代呈现出一定的戏剧性，带来了最严峻的危险。同时，新自由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内爆也是赋予人民的历史性机会，我们应该将其牢牢抓住。它为构建一种可能性的替代方案铺平了道路。这一方案由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1）在国家层面，抛弃自由主义经济管理的基本规则，实现人民主权这一目标，从而推动社会进步；（2）在国际层面，协商构建多中心的全球化体系。如果激进左翼政治力量能够坚持这一战略，而且成功动员民众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那么这两个层面将会实现平行发展。但正如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退却、英国和美国选举的含糊与混乱、欧洲共产主义继任者的缩手缩脚所传达出来的种种信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历史上的帝国主义“铁三角”国家（美国、西欧、日本），新自由主义体系是建立在各国金融寡头的绝对权力基础之上的。金融寡头操控着整个国民生产体系，成功地将农业、工业、服务业中几乎所有的中小型企业划归为金融资本专享利益的分包商；金融寡头操控着承袭于资产阶级选举和代议制民主的政治体系，侵蚀着民主实践的合法性，成功地驯化了左右翼选举党；金融寡头也控制着宣传机构，成功地“策反”了包括公共广播公司在内的新闻组织负责人，将其转变成为寡头利益提供专享服务的新闻媒体主宰者。在铁三角国家，尤其是在美国，正在兴起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未能对金融寡头的独裁统治构成挑战。

铁三角国家的金融寡头也通过强制推行一种特殊的全球化形式，即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扩张其独享权。但相较于国内，即帝国主义统治的继承人和受益者群体中，在国际上，它们遭遇到更多的反抗。如果说，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劫掠在西方世界清晰可见，那么其破坏程度在边缘国家则扩大了十倍。构成铁三角帝国主义统治体系传送带的买办阶级和国家，地位极其脆弱，因此中心地带的金融寡头视其为不确定的盟友。因而，这一体系的发展逻辑是在南方和东方国家强制推行军事化，以及帝国主义（包括通过战争手段）的干预权。铁三角国家的金融寡头几乎都是“鹰派”。作为其推行永恒侵略政策的工具，北约成为当代帝国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形式。

2016年11月，奥巴马作为总统最后一次出访欧洲期间，他的言论为这种侵略性选择提供了证据：他再次向其欧洲属国保证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奥巴马的言论表明：美国不会将北约视作其侵略扩张的工具，而是在此确认并确保了北约作为欧洲“防卫”手段的特殊地位。那么，它到底受到谁的威胁？

正如我们被媒体主宰者所告知的那样，这种威胁首先来自于俄罗斯。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普京之所以受到指责，是因为他不接受在基辅发生的欧洲—纳粹政变，不接受格鲁吉亚组建的流亡政府。他被迫超越经济制裁，诉诸希拉里所谓的战争威胁。

其次，我们被告知另一威胁来自于伊斯兰圣战者的恐怖主义。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再一次被完美操控。圣战主义只是铁三角国家对得到海湾“瓦哈比主义”译者注：瓦哈比主义或称瓦哈比派，发轫于阿拉伯半岛的近代伊斯兰复古主义运动。鼓动和资助的反动的政治伊斯兰不辍打击的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所谓伊斯兰力量的运用，是彻底摧毁该地区对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反抗能力的最佳保证。同时，它也为北约的大肆干预披上了合法性外衣，并且提供了最佳借口。在这一方面，美国媒体亦不讳言——特朗普指责希拉里曾积极支持建立“达伊沙”译者注：Daesh，西方国家对于伊斯兰国的称呼。政权是有根据的。

显然，奥巴马在演讲中将北约的干预行动与捍卫民主政权的行动等量齐观，不啻为一场闹剧，与事实公然相悖。

因此，希拉里·克林顿的失败（而不只是唐纳德·特朗普的胜利）是个好消息。这或许可以消除奥巴马和希拉里所领导的最具侵略性的“鹰派”的威胁。之所以说“或许”，是因为并不确定特朗普是否会将美国引向一条迥异的发展道路。

但是，无论是支持他的多数舆论，还是反对他的少数舆论，都没有要求他走这样一条道路。争论只关注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反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没有人质疑这一体系的经济基础，但正是这种经济基础，才是问题之堂奥。私有财产（包括垄断）的神圣不可侵犯，仍然没有受到丝毫触动。特朗普是个亿万富翁，这一身份一直是其竞选道路上的砝码而非阻碍。与此同时，争论从未关涉华盛顿极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我们期望看到今天特朗普的抗议者，能够如同大选前反对希拉里的侵略性言论那样发起抗议。但这显然没有出现：美国民众从未谴责其政府在海外的军事干预及其犯下的反人类罪。

伯尼·桑德斯的竞选运动曾带来这种希望。他在辩论中大胆地引入了一种社会主义观，试图将公众舆论彻底政治化，而事实是这种情况在美国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不可能发生。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强烈反对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并最终转向支持希拉里。

比“公众舆论”更重要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统治阶级自从1949年建立北约之后，一直不遗余力地确保其全球的统治地位，从而根本没有考虑采取其他国际政策。

操纵着众参两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阵营，通常被划分为“鸽派”和“鹰派”。前者的界定当然很牵强：他们实际上也是“鹰派”，只是在发起新的侵略性冒险之前会考虑更多。特朗普及其部分追随者或许也是其中一员，但并不意味着特氏比他们好多少。你必须清楚这一点，不要对他抱有太多幻想，而是要利用美国大厦中的这个小缝隙来构建并增强另一种全球化，即更加尊重人权与和平所吁求的全球化的可能性。华盛顿的欧洲附庸对这一行动的恐惧远胜其他。

事实上，特朗普关于美国国际政策的言论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愿意体认俄罗斯对北约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实施侵略性计划的担心，对莫斯科支持叙利亚打击杰哈德恐怖主义表示理解。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他意欲终止伊朗核协议。同时，他决定继续执行奥巴马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是否还是采取有条件支持的政策，目前尚未可知。

因此，我们必须将特朗普的胜选放在这一体系发生内爆的更广泛的框架之下。所有这些表现,迄今为止仍然模棱两可，既有可能朝着最理想的方向发展，但也可能出现未尝尽如人意甚或可憎的趋向。

与这些表现相关的一些发展，并未能对现行寡头统治阶级的权力形成挑战。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欧洲法西斯主义者的计划概莫能外。

当然，支持英国脱欧的运动人士提出了一些令人反感的观点。而且，这一运动和计划并未质疑英国更具根本性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选择。它只是表明，在执行对外政策时，伦敦本应采取一些策略，使其能够与合作伙伴，即“领头羊”美国直接打交道。但除此之外，它也表明英国不接受“德国的欧洲”。英国脱欧在后一层面上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者无疑处于极右翼阵营，他们并不反对各国金融寡头的权力。他们只是希望能够获得金融寡头的青睐从而上台执政，以服务于其自身的利益。同时，他们当然也援引了一些可恶的种族主义观点，这使其不能对人民面临的真正挑战做出回应。

特朗普的影响力存在于他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虚假批判之中。他的“民族主义”论调是为了加强华盛顿对其附属国的控制，而不是赋予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未曾要求的独立地位。就此而言，特朗普可能会采取一些适度的保护主义措施。美国政府尽管没有明说，但实际上一直是这么做的。它不断给其小盟友制造麻烦，但却禁止它们进行反击。而英国脱欧可能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特朗普指出，他所设想的保护主义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在他之前，奥巴马和希拉里一直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他们将武装力量的重心从中东转移到了东亚。这一富有侵略性的经济战略和军事战略与华盛顿所标榜的自由主义原则全然背道而驰，但却可能因此刺激中国尝试转向培育并加强其国内大市场以及在南方国家寻求合作伙伴,从而实现国家的良性发展。

特朗普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吗？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将有利于墨西哥和加拿大摆脱其软弱无力的附属国地位，激励其确立以人民主权自治计划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方向。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众参两院的多数共和党和民主党代表（他们都曾获得美国寡头利益集团的无条件支持）决不会允许特朗普这样做。

特朗普反对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欧洲领导者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暗示，富国不打算履行其资金承诺，而这将使条约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全球化内爆的其他一些特定表现，与社会进步相关。其中,有的进步幅度较小，有的则实现了较大进步。

在欧洲，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胜利，以及西班牙“我们能”党的崛起,是这一框架的组成部分。但这些新兴力量所实施的发展计划仍然互相抵牾：他们一方面拒绝强加其身的紧缩政策，另一方面又对欧盟改革的可能性抱有幻想。历史已经证明，对这种改革过于乐观是错误的，改革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生。

在拉丁美洲，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进步，现在正遭遇挑战。推动这些进步的运动无疑低估了相关国家，尤其是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拒绝与工人阶级共享发展带来的各种利好。

新兴力量（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规划同样模糊难辨：他们的目标是利用资本主义手段，在（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却要被迫接受的）全球化下实现“赶超”？还是相关新兴国家政府已经认识到这种发展规划不可能实现，从而更加倒向人民主权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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