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媒：英国“脱欧”过程中大陆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较量
引言
简略语“脱欧”诞生在英国，说的是正在进行的英国脱离欧盟的进程。在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英国脱离欧盟的投票者达到52%，超过反对英国脱离欧盟投票者的48%。英国脱欧不是一种偶然事件的相互联系，如同一次公民投票的结果那样，而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事实。它有不同利益的角色，它的代理人今天还在争论英国脱离欧盟的进程，在分析21世纪的地缘政治棋盘时，应确定这个事实经历的复杂性和它极为关键的性质。
有理由注视英国重新选边是“欧洲怀疑主义”的要求，意味着在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以后要摧毁欧盟。在阅读政治经济学和注意数据之外，需要主要阅读政治--战略，以便观察在2008年深化的一场危机中的对抗，2010年危机扩大到欧盟，2013年危机扩大到全球，从2013和2014年起危机继续，由于世界的多极主义的进场和上升，成为第一位的权力配置。
这场危机还没有获胜者，我们可以理解英国“脱欧”对于其他将在世界权力的第一领域博弈的角色来说是个机会，这就是英国君主制度的情况。它首先与伦敦城的全球主义发生对抗，其次与德国--法国--意大利控制的欧盟欧洲大陆主义对抗。
从英国脱欧打开的危机开始，可以将这些矛盾看作是英国君主制度反对伦敦城的金融全球主义的一场博弈，为了靠自己的战略重新控制它的领土，确定地缘政治的重新站边，至少从2013年起这一直表现出来。它依靠金砖国家的世界多极配置和圣公会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对话，伊莎贝尔女王二世和罗马主教之间1967年开始的对话，现在在人道主义的框架内号召和联合五大宗教于一种多元多极普遍论，它与金融的全球主义对抗，全面威胁将毁灭人类和整个自然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基础。
英国君主制度和伦敦城在博弈什么？
重要的是我们提出英国脱欧可能被看成是一种由英国君主制度面对全球金融的全球主义重新控制英国的一次博弈，金融全球主义在伦敦城有一个协调和加强全球金融网络的神经中心。这是由于金融全球化的计划意味着更多的地方化和在过去被称为“中心国家”的国家工业实力的丧失：英国不是一个例外。
同时争夺比利时（欧盟的首都）贸易主权回归唐宁街，它曾由欧洲大陆主义的寡头控制，今天掌握在英国君主制度的手里，对于确定英国贸易和生产的未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脱欧正式宣告英国在战略上重新选边，这在几年前已有暗示。
在英国脱欧的展现中博弈的是为确定英国是否拥有“金融护照”的斗争；在伦敦城直接打击全球大银行的变化和进入欧洲市场是博弈的重要内容之一。
英国脱欧为君主制度深化与多极的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开辟了一个机会，这种合作面对全球主义倾向于巩固和增加它的支持。这样做是必要的，清楚的是英国的君主制度靠英国大陆主义的寡头支撑，这通过它工业—军事--科学—技术的复合体表现出来，这个复合体的中心就是英国。
英国君主制度具有大陆的规模，在它自己霸权主义大国的运动场从18世纪头25年到1944—1950年控制世界上广大的领地以后，首先得到直接依附于伊莎贝尔女王二世14块海外领地的支持。在军事领域中一些领地因其战略价值是广泛有名的。在直布罗陀，除了被用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之外，英国有一个由皇家海军控制的造船厂。同时皇家海军在南美洲大陆最重要的基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阿根廷要求对该群岛的主权，现由英国占领，称为福克兰群岛），在通过大型集装箱轮船进行世界贸易的时代作为控制南—南两大洋（太平洋和南大西洋）通道的战略地点，此外那里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因为这种突出地位，马尔维纳斯群岛被利用作为英国皇家空军、陆军和海军的基地。
第二，大陆的规模也由英联邦国家共同体支撑，这代表着英帝国旧的世界势力范围的痕迹。英联邦由52个国家组成，它主要的目标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国际合作。虽然从1950年起由于“布雷顿森林协议”之后非殖民化进程的高潮，对英国君主制度作为“不称职的联邦”的屈从已经消灭，英国萧条，但伊莎贝尔女王二世继续是这个机构的头，根据正式的原则是它的成员自由联合的象征。2017年6月21日女王在年度演说中有力地强调确保对英国最可能好的脱欧，恢复工业，吸引在基础设施的投资，她指的是这些轴心在2018年4月将举行的下次英联邦会议上对“这一代人和未来几代人”的重要性。
在军事方面，在欧盟英国控制着每年35.5万亿欧元的武器销售（2015年），这在它的本土创造309210个工作岗位。英国宇航系统公司在英国领土是这个领域主要的企业，年销售额23万亿欧元，有职工82500人。在英国之后，法国军售为33.5万亿欧元，意大利15.5万亿欧元。而德国军售只有5万亿欧元，这是它双重失败的表现，即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从1949到1990年保持分裂和被占领。还应当强调的是英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核大国，有215个核弹头，与法国（300个核弹头）和中国（260个核弹头）组成第二个集团，远在俄罗斯（4500个核弹头）和美国（4000个核弹头）之后。在欧洲是只有法国能够与它争夺的地盘。同时保留着主要角色的一部分，它善于对运送商品的大洋和地缘政治领域进行战略上的控制。
重要的是还必须知道为了战争的经济面对一般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发展军工是一种选择，这解释从战后开始军工复合体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在美国，但是也在英国和法国。德国的经济奇迹（以及日本的经济奇迹）是由于德国（和日本）被迫在民用的实体经济投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受到限制，以便在为了战争的经济上投资。
现在从全球社会的水平资本的再生产的观点来看，军工产品和一般的破坏工具的销售有助于实现一定的利润周期。在这个周期期间商品的生产成为国家一级实际的财富。为此，在一个周期中中创造的实际财富或资本变成下一个周期的虚拟资本或财富，表现为在防务上投资不多的国家相比如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相比增长的指数更低。
在成为防务支出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支出可能和应当转移给第三者，这取决于经济的“开放”程度，这是它在经济和政治上屈从或过去的军事失败的结果。之后，武器的出口对生产国来说意味着实现军工复合体生产商品而不必承担非生产性开支的部分。在将非生产性的支出转移给购买武器的屈从的国家时，将地区的战争强加给它们，以便在地缘政治上分裂或削弱这些国家，由它们承担负面的后果。全球主义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支持、巩固和加深首先是美国大陆主义（1950--1980）的统治地位，然后是单极的全球主义的统治地位（1990--2017），因此实现将美国其次是英国和法国（持另外的立场）军事支出的非生产性的成本转移给第三国。
美国大陆主义的金融资本大部分通过日益增加在军工复合体的投资，经过发行国库债券以增加美元的债务为出发点，也就是说以另一种虚拟资本的形式为出发点，也将它们的成本转移给它的外围屈从国家，以换取美国进口它们实际的财富（在民用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经常来自中国）。
回到科学技术方面，发现与欧洲的大陆主义相比英国有两个立场相对不同的方面。必须强调英国的高技术制造业2014年的交易额为409.22亿欧元，在欧盟列在第四位，低于德国的1211.14亿欧元，法国的684.67亿欧元，意大利的442.47亿欧元。英国尽管处在第四位，但是它的附加值排在第三位。但是，在第三种密集型高技术服务部门，英国的交易额列在第一位，达到2484.04亿欧元，其后是德国的2210亿欧元，法国的1510亿欧元，意大利的960亿欧元。在这个领域的争夺对于理解有活力前进的资本部门与处于落后状态的资本之间的加价，在附加值、生产率、规模和生产的方式上说这是个关键。此外，英国君主制度插足伦敦城，从屈从于全球大银行的地位进行活动，有一批交易所的经纪人和中小规模的投资，这个地位对“脱欧”有利。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因为英国君主制度的赌注之一也是争夺伦敦城，以便让其屈从于工业—军事--科学--技术复合体。在这种对立中一个成功的指数在于伦敦城全球大银行强制转移到欧盟其他城市的规模，以及在欧盟和在英国屈从的程度。要记住英国的君主制度首先和直接对付的是在伦敦的全球金融寡头，其次才是欧洲大陆主义的寡头。
我们理解英国脱欧的措施首先它是对在伦敦城英国争夺权力的全球主义的一个打击，其次也是一种旨在为了重新控制在本土的生产计划并将其引到飞跃和有质量的规模的行动，在这里存在与多极的中国的合作。因此，英国脱欧表现了这些部门的斗争；这是由它的领土主权的战略和权力的计划确定的。一方面反对伦敦城，另一方面反对德国--法国可能出现而不让英国君主制度在同一个领域成为欧洲大陆主义的“桎梏”。在这个领域它有强势，从这里可以保持它作为一个战略角色的存在：工业—军事—科学技术的复合体。
对英国君主制度来说，该复合体的权力规模使其具有大陆国家概念的机构，这是它权力计划的基石。反对全球金融寡头深刻的冲突在于后者在伦敦控制着全球金融城市网络最重要的金融城。从那里积累的基准推动金融的全球化和巩固其他的金融城，加强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和在每个国家控制这些银行，控制货币，无视它们选出的政府，让其屈从，这意味着非工业化和英国（以及美国）从前的工业实力转移到全球新兴的经济体。从90年代起，特别是在1999年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废除格拉斯--斯蒂加尔法律以后，扫平了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合并的道路，为深化这些进程的可能性创造条件。
这有助于全球的金融计划从它的金融城的网络引导一个将当时所谓中心国家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转移的进程。在英国的情况下，作为这类政策的结果，金融资本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几乎像美国一样高（33%，经合作与发展组织平均只占28%）。这种增长以以工业部门为代价，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从占20%--当新的工党1997年开始执政的时候，以托尼·布莱尔为首支持全球主义—下降到2010年的12%，这说明制造业受到的破坏，因而结束了高工资，削弱强有力和有战斗性的工会—制造部门的工会—英国的劳工市场在今天“中心的”经济体是世界上解除调控最多的市场之一。
从2004年到2014年英国这个方面的深化使它的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1.2%，而德国是1.3%，欧盟国家平均是0.9%，比2008—2009年明显下降。欧盟增长，英国和德国也增长，但不是同样的经济部门的增长。
在2003—2013年这个时期，在英国经济附加值总额中工业部门的比例从17.6%下降到14.3%，运输从19.8%下降到18.5%，建筑从6.7%下降到6.1%，信息和通信从7.1%下降到6.6%，同时不动产部门的比例从8.6%上升到10.9%，金融和保险业的比例从6.8%上升到7.8%。
这向我们表明由于在2008年爆发并还在继续的全球金融危机经历的这个时期，在英国经济中与生产和工业有联系的部门感受到危机的冲击，失去地位和后退，从它们在2003年达到的水平后退，而与金融利润、保险和不动产有联系的部门则增长了。当我们按每个部门与在德国工业增长和金融下降作对比时，这个数据就更加重要。在法国工业下降，金融活动增长，同样在英国和意大利工业的损失很大，金融活动增长。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3--3013年这个时期经过2008年的危机，在德国工业增长超过金融，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情况相反，增加积累的是与金融有联系的部门，以工业作为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在这些计划中英国的出现是对抗性的，一个不影响别的国家利益的国家是不可能巩固的。
同时，不能不看到欧洲大陆主义的寡头面对着全球的大银行，事实是对这些大银行来说，如果不是通过全球金融自由流动的积累，任何主权对它们都没有用，而这种流动是由中央银行的董事会的网络管理的。全球的金融利益在伦敦城有重要地位，总是争夺欧洲集团的领导权，至少是在2008年全球危机开始前它有这个领导权。它与德国--法国的集团不同，从来不想要一个政治团结的欧洲，而是将其缩小为经济机构，如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样。
因此，资本习惯于侵占和用虚拟资本进行投机，作为抵消在实体经济中利润率的下降，在大危机中这种情况加剧了。虚拟资本指那些名义上的或祖传的财富，不构成现实的利益，表现为食利的资本专门通过利率获取收益。
在90年代中期，虚拟的金融活动的数量是世界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5倍。2013年据官方的数字已经达到70倍。如果我们将股票交易所以外的所有金融流动资本列入计算，其总额将是世界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50倍。这些活动没有义务提供账户，也不公布它的统计数字，根据巴塞尔银行的说法，最近十年期间它呈指数级增加。
在强调生产和占有财富的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分析虚拟资本有助于更好地确定资本主义现在阶段的性质。在德国经济中利润更多来自于在实体经济中创造剩余价值和价值，与此同时伦敦城的增长靠占有在世界上创造的剩余价值（重新分配）和价值。这种情况意味着剥削不仅发生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生产/斗争的关系，而且发生在资本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竞争/汇集斗争的关系。
由于虚拟资本的发展，经济的代理人整个固定资产的总值、社会社会的财富越来越偏离现存的资本主义实际财富的总价值，但是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杠杆。对于依靠保持这种占有全球剩余价值的权力的单极的和全球主义的金融资本来说，伦敦城是重要的。
为了理解德国--法国核心与在欧盟全球的战略的对立，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全球主义为了强加于人，推动欧洲联盟的解体和消散，鼓励外围更多的增长与具有活力，特别是那些被称为“欧猪五国”（指葡萄牙、冰岛、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等欠欧盟巨额债务的国家）。
我们把这些国家称之为“欧猪五国外围”，因为它们没有被德国--法国银行债务渠道的控制，同时面对涉及在欧盟的经济基础上全球主义的投资战略“离心的政策”，寻求将统治的权力集中（比如希腊的情况）。为了表明这个论断，检查一下欧盟各国年度的增长指数和它们的私人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2003-2004，2013-2014）就足够了。总的来说，可以看到经济活力的高水平（增长和私人投资）作为投资的镜子与它们的经济（2008年危机后宣布下降）巨大的波动性的截然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趣的例证是爱沙尼亚的情况，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5%，2005年增长9.5%，2006年增长10.4%，2007年增长7.9%，在2008年的危机中下降了5.3%，次年下降了14.7%。它的私人投资水平曾经是最高的，2003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8%，2008年为19.6%，2013年为17.8%。欧盟的核心国家私人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很低，但是在危机的环境中它们的衰退没有那么剧烈。由于投资推动的高增长，在危机中宣布的下降指的是非常倾向于活动性—波动性-外迁（全球的资本）的资本的部分。同样的现象同样发生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这些经济的表现好像互相之间协调它们的指数一样。有专家说，“投资者们将这些国家看成是另外的一个共同市场”，这是由于它们支持市场的经济政策相似。
三个国家劳动力的“价格有竞争性”（立陶宛的劳动力价格只有欧盟平均数的四分之一），低税收，对投资高刺激。立陶宛的税收是欧盟国家最低的，此外在大陆联盟劳动力/工资的评定中关系最好。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投向金融和保险部门，占24.93%，其次是商品的销售与贸易和汽车--摩托车的修理，占14.98%，不动产占12.51%，制造业占12.21%。
2017年3月海因茨多国公司董事会成员、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前总统奥巴马全球主义战略的关键职务）强调立陶宛作为进行投资和做生意好地方的“善良”。我们记得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为了让北约得到一个海军基地（前苏联在立陶宛领土上的一个港口，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有直接的边界，离俄罗斯很近，有向波罗的海的直接出口）在立陶宛里开展了巨大的院外政治游说活动。这个数据和信息是重要的，因为可以看到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危机，在欧盟的历史中心之间的差别，占统治地位的欧元投资来自德国-法国核心，前苏联的成员国的危机，在那里全球的跨国公司有大量投资，与全球主义的北约在它反对俄罗斯--中国—金砖国家的“地缘政治战斗”的战略的关系非常重要。
2010年设在伦敦的全球银行通过它的标准普尔风险评级公司对西班牙进行打压，打击欧盟的稳定，这样开始了欧洲的危机。由此开始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个浪潮”，在2009年底之后伦敦城的地位由于欧盟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和迪拜的危机而受到削弱（条约巩固了德国--法国核心）。
到2016年欧盟的主要银行德意志银行受到全球金融资本和媒体的强烈围攻，原因是它的巨大泡沫（也因为它是欧洲国家主权债务主要的债权者），在此基础上曾预言它将垮台。同时发生了设在美国合法机构的一系列制裁和大规模罚款，其倾向是造成它的垮台。
在英国脱欧后的时期，在伦敦城占统治地位的全球主义的金融利益一方面不仅表明第一批明确反对英国脱欧的征兆，而且面对既成事实展开一场反对欧盟和大陆主义寡头的攻势，表现在媒体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采取制造不稳定“恐怖主义的”行动，以它的反面作为欧洲怀疑主义出现。全球主义的金融政策在媒体上推动欧盟的每个国家脱离，以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加强这个立场，组织从中东、叙利亚、伊拉克的大规模移民，这些国家处在反对伊斯兰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争中；这就是它削弱和肢解欧盟的战略，这样可以使欧盟屈服，从地方的金融城市（巴黎、米兰、阿姆斯特丹等）控制欧盟。
最后英国君主制度与德国--法国核心在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领域对抗，一般为了争取欧洲的市场，特别是争取中国—金砖国家的市场。但是这是在欧洲大陆主义与反对全球主义的多极主义之间的对抗中，存在着理解英国的君主制度在“脱欧”之后为什么有重新采取主动的历史机遇。首先在伦敦打击全球主义和重新控制英国，其次摆脱德国对欧盟的束缚，争夺它自己的地盘。
与欧盟几年前与中国的联系相比，英国与多极的中国的联系一直越来越突出有力，这是与这个多极和世界规模的角色的战略合作的深入，这为英国建设君主制度提供支持、氧分和机遇，以便能够发展它自己的战略，以应对在规模上超过它的一个角色，这就是单极的全球主义。
英国君主制度与多极的中国：一个历史机遇的剖析
2013年12月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率领一个至少上百名企业家的代表团到了中国，这是历史上最庞大的英国贸易代表团。目标是深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卡梅隆的立场没有任何类型的中间色彩，他支持最高程度的欧洲集团与中国的一体化：“在欧洲和其他地方，某些人看到世界正在变化，想关闭中国的贸易窗口。英国想打破这些障碍”。这种立场在欧盟内部引起争议，这由欧盟的行政发言人亚历山大·波拉克表达出来，这是欧洲大陆主义战略的表现，他说为了讨论一项与中国的贸易协议欧盟处在一个“不成熟的体育场”。
2015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以国家元首伊莎贝尔女王二世名义的邀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在那里他们的讲话中以共同的方式提出一个“21世纪包容性的战略联盟”，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开辟了一个黄金时代”。建议是加深经济的、贸易的、投资的、政治的、技术的和战略的关系，这符合2003年“中国—欧盟2020合作的战略议程”的路线。
此外，双方强调双边投资对于推动增长、劳动岗位、商品和服务交换的重要性。虽然这是一般的口号，但也谈到2017年1月18日实现的一个具体事实，当时从中国城市义乌出发的第一列直运火车到达伦敦，确认了表明双方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新的丝绸之路）的倡议和英国的国家基础设施计划的合作有强烈兴趣的讲话。同一天，这个庞大的计划实现了，第一列中国火车到了伦敦，特雷莎·梅首相宣布与亚洲巨人保持“黄金关系”的状态；同时寻求继续吸引中国准备投到欧盟的上万亿美元的投资。
英国的决定似乎是清楚的，与多极的中国（金砖国家）的战略合作在英国这个新时代是第一位的事情。这划定了一条连续性的线路，但也是与卡梅隆领导的前政府的破裂。卡梅隆政府曾将赌注押在调控劳工市场、竞争和向“欧洲猪国（PIIGS）”的债务提供资金方面，改革和领导欧盟走向它2003年以来新的盟国的战略需要。这不是意识形态的要求，是机构为了更多的地方和空间提出的要求，表明它反对德国--法国领导的战略，该战略倾向于从它的权力核心和概念出发让经济、政治和战略越来越集中。
“欧猪国家”（葡萄牙、冰岛、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在2010年“债务危机”的爆发时，71%为德国和法国的银行所拥有，这是偶然的，只有18%为英国的银行所拥有。这说明欧洲大陆的核心对外围国家及其金融表明强有力的制约，它需要在大陆的范围（欧盟）内主权越来越集中，减少国家水平的主权（希腊），从伦敦引发的对西班牙的金融流动的原因是为了使欧盟爆炸，加强每个国家的实力，然后可以从金融城集中实力。
在欧猪国家的危机深化的情况下，德国--法国轴心被排除在外，完全服从于为了组建世界秩序的对抗，这是由于这些国家违约会引起欧盟本身的爆炸。相反，通过欧洲中央银行保持欧猪国家债务的金融渠道，除了保障统治的战略，保卫它的银行和欧盟之外，认为这是保持德国庞大的贸易战略顺差的手段之一，将巩固它在欧盟的权力地位。
上述情况对于理解现在实施自己反对欧洲大陆主义的计划的英国君主制度和与后者的对抗是关键。英国12.8%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来自德国，目前德国是向英国人销售最多的国家，来自美国、中国和法国的进口分别占9.4%、7%和6.7%。总的来说，英国52.9%的进口来自欧盟。另一方面，英国17%的出口到美国，44.4%到欧盟，其中8.4%到德国，德国是向英国采购最多的欧盟成员国。
在欧盟内部的贸易中英国是赤字最多的国家，德国是顺差最多的国家之一。至今德国人认为这是非常类似于21世纪初它与中国的一种配置：国内消费少，进口少，出口多，在德国有高附加值的差别，不能与2000年的中国的附加值相比，可以和2012年以来的中国相比。这部分说明德国在与多极的中国的合作在自由贸易条约和全面开放方面为何在战略上保持谨慎。
欧盟的大陆主义权力集团需要整个欧盟已经到手的市场，以便加强它的地位和巩固在欧盟大陆的配置，能够与一个世界的配置联合，而不是屈服于一种全球的配置。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条约意味着欧洲和中国的市场全部开放，对各方之间的进出口实行零关税。现在对于安赫拉·默克尔作为集团主要的发言人采取的集中战略来说可能适得其反。相反，对于英国君主制度来说，考虑重建它的今天已经黯然失色和屈从于伦敦城的全球金融势力的工业实力，恢复在战略上制定计划的主权，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另一方面，与前首相卡梅隆采取的立场不同，英国保守党今天以特雷莎·梅为首的一派（2016年7月13日得到女王的支持）选择破裂和例外。实际上在留在欧盟和脱离欧盟之间在思考接近多极的中国的时候，正在博弈的是什么呢？
虽然双方的外交关系已经有40多年，重要的是强调从2003年以联合的方式签署“中国—欧盟2020合作的战略议程”以来已开始制定一份广泛的双边一体化的路线图，作为未来的参考，已经在一些文件中引用。这项议程包括和平、安全、贸易和投资（提到双方将开始向一项自由贸易条约前进）、推动人民币元和欧元作为双方交换的货币的先例、农业、工业、运输和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革新、能源等。
这里提及在这个一体化的进程中进行博弈的挑战和利益的细节。2016年2月25日，欧盟的行政机构欧洲委员会（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在伦敦组织了一次“关于与中国的合作的活动”，欧盟的贸易专员塞西利亚·马尔斯特朗提出一系列问题证实是这种合作总体情况的指令机：“中国是美国和欧盟之后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是欧盟第二个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英国的第二贸易伙伴（不算欧盟）。是一个大投资者。欧盟在中国的经济中投入117万亿英镑，对欧盟来说中国是外国投资增加的一个来源。2014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比2008年增加了四倍。仅仅看出口，在欧洲3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对中国的销售”。
但是欧洲委员会号召的关注来自另一个方面。马尔斯特朗强调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一个范例的变化，在35年期间曾经保持的基础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国家领导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出口为基础的增长，一个为了支持国有企业而设计的金融制度”，这已经到了它的局限，几年前开始向国内消费过渡，劳动的附加值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虽然这位贸易专员强调在网络安全、国际法和人权（影响交易的气氛）领域的紧张，但她接受对双方来说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她强调的事情是在中国和欧盟之间现在贸易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钢材。她提到了“倾销”问题
超额生产或资本主义的剩余能力符合一般提出的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2004年的10%下降到2014年的6.5%。没有专门的研究肯定倾销是一项国家的政策是很不严肃的。各方的合作有很大发展，特别是最后一次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以后，但是在德国领导欧盟的模式得到这项战略支持的时候，这一点在表面上是有局限的：欧盟的外围通过工业、科学技术和集中化的规模屈从于它。欧洲市场是德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关键。如果中国没有限制地进入不仅是与德国和它的欧盟的盟国争夺这个份额，而是争夺土地。清楚的是多极的中国以另外的方式与欧盟实现一体化，可能使欧盟与作为地区集团的金砖国家合作，同样以俄罗斯合作，比如欧亚的关税联盟。因此，这表明在这场争夺中有更多博弈的方面。
另外一个与涉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的问题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1年中国以特别的“加入议定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某些制约条件，这是由于中国最近从一个中央计划的经济向一个“向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的经济过渡。这些条件2016年12月11日到期。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寻求自动承认它的市场经济地位，这遭到拒绝。2017年3月29日特朗普政府准备根据贸易组织的规则分析中国的要求。此前欧盟、美国、日本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他成员国抵制自动接受中国作为市场经济的待遇。2017年6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海泽（曾任里根政府贸易代表助理，因在反倾销案件中为美国的钢材企业辩护而致富）表明反对将中国列为市场经济国家的可能性立场，理由是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争夺为了什么？贸易竞争与权力。将中国作为一种“非市场经济”可允许中国出口的对手用额外的关税进行争夺，确定谁和如何在它的市场上做生意，设计对市场和从这些市场得到的权力。在与多极的中国的关系中对于欧洲的行政当局来说这是中心的问题，但是马尔斯特朗认定为了能够在一项各方之间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协议彻底取得进展，“国家（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调控者，而不是一个经济角色；必须让没有效率的企业走向破产，进行调整以便减少产能过剩”。
无疑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多极战略指引的国家，很难谈到政治经济的主权，在一个已经成为经济团体的本国资产阶级屈从于更有活力的跨国部门、多国公司和全球网络的资本主义社会，更谈不上自己权力的战略。中国决定组建企业的团体将大型和有实力的企业与小型和脆弱的企业整合在一起，与其他国家合作。
从2004年到2014年中国和英国的贸易交换从200亿美元增加到800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近40%），与此同时中国在英国本土的投资从2010年以来每年增加85%，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中，从2009年到2014年增加了一倍。我们看到中国市场对英国产品的开放明显加速，同时也对欧盟的所有产品开放。让受到双重“危机”干扰团结的欧盟站住脚进行一场战略博弈。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角色/市场之一，中国寻求加紧与它的联系，但是这也意味着中国产品加快在英国的出现。如果国家不是资本—劳动、生产和对外贸易之间协调逻辑的指挥者，这个赌注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欧盟的行政机构知道这一点，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一项战略性的经济决定，是争夺权力的决定。
让我们更仔细地关注在这一点上它所阐明的中国国家应当有的作用。中国国家所做的事情与美国通过五角大楼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做的事情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美国防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军事支出的总额有更多的预算，少数人掌握重大的合同。2017年初，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赢得了一项4.23亿美元的合同，以便生产F-35闪电II，这项计划因其过高的经济成本曾长期受到严厉的质疑。同时，这个企业从几十年前就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支柱之一。通过合同提供资金，这难道不是国家是合同的一部分或是与多国公司本身“合作”的一种方式吗？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让美国在正规的军事领域保持航空工业的顶端的企业。这种支持只是支持它的规模让其保持中心的地位。那么，欧洲为什么指控中国呢？只是因为支持的企业在法律上是国有的吗？不是这样，这只是为法律的诡计提出的一个理由，不过是为权力的争夺戴上面具而已。
欧洲的智库布鲁盖尔利用欧洲统计局的来源在数量上列出某些宏观的数据，有助于我们看到形势总的现状。2015年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主要的目的国是：20%到德国，19%到荷兰，16%到英国，8%到意大利和法国，4%到西班牙，4%到比利时。同时中国从欧盟的进口42%来自德国，15%来自英国，11%来自法国，6%来自荷兰和意大利，4%来自比利时，3%来自瑞典和西班牙。从这些数据看，在欧盟德国和英国对中国是关键的国家。事实向我们表明多极的中国—金砖国家的整个政策指向欧盟两个最大和强有力的经济体（德国和英国，法国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但是重要的是强调德国是大陆欧盟的部分，英国是岛国欧盟的部分。存在一个欧洲国家的核心可能巩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同时中国有兴趣在欧洲国家投放它的产品。在这两个名单中德国都排在第一位。
现在根据中国和英国之间“黄金关系”的性质，英国指向什么呢？指向投资。2010至2015年中国在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约是在德国投资的两倍：151.64亿欧元对79.05亿欧元。对于欧亚的连接，在中国的战略中英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其他的事实也说明这一点，比如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英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BAII），人民币元在伦敦城的地位等。
这向我们表明英国的君主制度有一项自己的战略（至少从2013年可以看到）。它不再选择在其他的计划中博弈，像它曾一直屈从于伦敦的金融全球主义所做的那样，而是与它对抗。它在深化与多极的中国—金砖国家的关系时，还有一项特别的战略，与欧盟的战略不同以至相反。现在从金砖国家巩固成为应对全球主义的角色，它有条件可能进行博弈。这是对它玩自己的战略牌的支持，一个博弈者保持它的权力意志有尊严的活动，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就享有世界的权力，它有足够的耐心阅读棋盘，在适当的时候出场。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布鲁格尔确定在中国向英国出口的增长指数与英国向欧盟出口增长的指数之间存在一种积极的对比。这意味着来自中国进入英国的大量产品进入大陆的欧盟。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卖给英国的一些产品最后出现在欧盟的大陆地区，这是一种产品的三角流动。英国前首相卡梅隆在接手中国和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的事务的时候，是最有进攻性的人，表明了他的抵抗，主要是通过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表明；现在在英国脱欧的进程中，这个有分量的声音在欧盟的桌上不再有地位了。
一旦英国在欧盟之外，中国在英国投资的地位将会怎样？我们看到首相特雷莎·梅和英国君主制度将赌注下在连续性上，依靠的是2014年的经历（卡梅隆访问中国后的几个月），那时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价值超过14万亿英镑。比如英国石油公司与中国的石油公司（CNOOC）签署协议，从2019年开始在未来20年提供150万吨液化天然气，价值达12万亿英磅。
虽然英国和中国从2013年以来一直在对一项自由贸易条约的想法进行对话，现在的形势在短期和中期内存在某些需要强调的复杂性。在2017年3月29日启动“欧盟条约”的第50条以后，开始了一个英国在法律上离开欧盟之前两年的时期。在谈妥英国如何实际离开欧盟的谈判结束之前，可能需要许多时间和发生许多事情，包括政府的变更。为了彻底加强脱离的进程和确保“脱欧的指挥权”，4月19日特雷莎·梅号召月8日提前选举，强制她的主要对手杰里米·科尔宾（工党主义）比原来预测更小的范围。即使这样，确认“脱欧的指挥权”，政府有效的领导可能避开某些变化。首先在英国没有处在欧盟之外以前，不可能落实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尽管在谈判），因为欧盟贸易政策的主权在布鲁塞尔，由德国--法国权力的核心控制。
其次，必须注意到一旦具体实现脱离后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对此有三种情况应当强调。一是挪威的情况，在选择继续属于欧洲经济空间的情况下，一旦英国退出欧盟，这意味着仍保持进入欧洲市场；考虑到一种“温和的脱离”，保留主权以便确定自己的贸易政策，在布鲁塞尔和德国--法国核心的范围之外。所有这些好处没有任何成本，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场景。
第二种选择可能是与欧盟有很少或没有任何协议，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这将是一种“硬脱欧”。
作为第三种情况，在各方之间选择一项新的自由贸易条约。这将是“瑞士式脱欧”，同时是一次机会，作为一个暗礁这取决于在地缘政治领域那些将其利益强加于人的角色如何行事。
瑞士的情况表明可能提出英国君主制度在表面上的目标的机会，最好的情况是与欧盟有一项自由贸易协议或优惠进入的双边协议，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在这介过程中主权是各方的中心，如同欧亚贸易的神经核心。在“欧洲自由贸易合作”（AELC）的环境中瑞士与欧盟签署了一些自由贸易条约，同时与欧盟之外的38个伙伴国签署了自由贸易条约，包括中国。为了防止不是欧盟的国家的产品进入欧洲的进口市场，“欧洲自由贸易合作”的国家如瑞士应当实施“原产地规则”，表明在什么程度上某个商品是在欧洲经济空间（EEE）之内生产和加工的，这样才能享受优惠关税，相反就以正常的方式收税。同类的待遇被包括在“综合经济贸易协定（CETA）”中，也称为全球的经济贸易协议，在加拿大和欧盟之间这还有待生效。
但是同时英国可以按“瑞士的方式”与欧盟合作，这是更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它对争夺是开放的。这项战略给了它们谈判的形象，不论是英国还是欧盟，绝对不会打破它们的整个经济基础，今天这在各方之间是紧密相连的。应当强调确实有可能向那些在欧盟有母公司的工业提出警告。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签署自由贸易条约的情况下，中国在英国的工业投资可能在竞争中获胜，中国拥有加工的中间商品，因最惠国地位的保障关税很低，也就是说没有关税。在英国终端产品、装备的产品和有附加值的产品可能进入欧盟，在这个市场上赢得地位。这些活动的问题之一是运输，因为为了在成本利润上不输，需要专门的海运通道。
从中国的义乌市到伦敦的直达火车的影响还不确定，还要对有关情况进行分析。第一批数据说比空运节省50%的成本，比起海运节省时间50%。门对门的服务直到伦敦，经过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比利时、法国的海峡直到英国，这种跨大陆的穿越历时18天。此前从中国经德国的杜伊斯堡到马德里每周两次的货运火车已经运行了一年。俄罗斯的铁路公司也参与了这项业务。
这项措施包括整个欧盟，经过它的核心从德国到西班牙，靠另一条道路前往英国。事实上这是一种多极的中国方面的一体化更高水平的赌注，超出了英国和欧盟开展的特点与战略。同时第二位的矛盾显露和进行争夺，主要的冲突是多极的中国反对金融的全球主义，如同这些欧洲的角色迫使它不断前进。
英国可能不以“瑞士的方式”合作（合作唯一现实的选择是不包括在欧洲共同市场中，不然就不存有效的’脱欧”），发生一种更“强硬”的脱欧是确实的。最后这种选择可能走到更直接接近一项与中国--金砖国家—多极的自由贸易条约一边。现在这种局面带来复杂性，突出的是一方面是各方的机遇与紧张，另一方面在是欧盟的后果。欧盟对中国的出口占欧盟出口总额的9.5%，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大贸易伙伴。到2014年英国向中国市场的出口份额为3.7%，187亿欧元，进口份额为7%，383亿欧元。尽管英国对中国的服务顺差为22亿欧元，但与亚洲大国的商品交换赤字高达196亿欧元。中国是英国的第七个出口市场，第三个最大的进口市场。因此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现在的贸易关系，而是英国与中国之间战略协调的内容。思考具体的角色的利益的时候，这些数据有助于在正在进行的确定进行什么类型的脱欧的谈判有一个框架。
英国向中国的出口45%是消费的商品，25%是中间商品，16%是资本商品，其他占14%。同时欧盟的出口结构（英国除外）46%是资本商品，25%是消费的商品，17%是中间商品，其他占12%。这里有一个交易的准则在执行脱欧时可能进行博弈，表明欧洲的大陆主义与英国君主制度在出口中的科学技术构成的差别，反映出资本的商品比消费的商品涉及有更多知识密集和更高的附加值的生产。
英国在欧盟之外一项可能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条约将巩固和加强英国君主制度恢复对英国主权战略，应对欧盟权力中德国—法国核心贸易--工业的争夺，有助于它在伦敦城面对全球主义的金融寡头被接受。
最惠国待遇的关税对于确定英国假设“硬脱欧”带来的冲突是个关键。处在欧盟的配置之外，将为英国深化一直在考虑的接近中国的战略创造条件和机遇，即2013年卡梅隆开始特雷莎·梅重申的深化与多极的中国这个黄金阶段的关系。
如果在欧盟（及其共同市场）之外英国与中国一项自由贸易条约，它面对欧洲伙伴在汽车部门可能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布鲁格尔认为，并不是所有有利的事情都是优先的，英国的汽车工业大部分是外国的，它们继续在英国存在可能完全取决于是否保持进入欧洲共同市场，这些外国投资者可能将他们的投资转移到欧盟的其他国家，以减少英国—中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英国能继续进入欧洲共同市场，一项英国和中国之间和自由贸易条约可能损害其他的欧盟国家，比如德国和斯洛伐克。
汽车工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现在创造70万个就业岗位。欧盟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汽车出口的一半是为了欧盟的消费者，英国汽车的零部件40%来自欧盟。如果英国处在欧洲共同市场之外，在英国可能有大量的交易感到不适。
因此对英国来说，由于它与欧盟的亲密联系，比如在关键的汽车部门，能够实现瑞士风格的脱欧在战略上更合适，有更大的操作的范围，硬脱欧会将其排除在所有可能的谈判之外。“瑞士风格”的脱欧将使其有机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内，通过双边的协议，在工业和交易中用自己的计划进行博弈，打击首要的反对者伦敦城的的全球主义的寡头，拒绝与全球的银行谈判“金融护照”，同时开辟机会在更小的规模上达成有利于金融部门的条约。同时有机会在外部与其他的角色进行协调，比如与多极的中国深化双边的投资与贸易，或是在美国与特朗普协调，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他有意在英国脱欧实现以后，使一项与英国广泛的贸易协议取得进展。
总之，对英国来说最好的局面是“瑞士模式”的脱欧，在此它可以拥有想与欧盟按部门、行业、企业等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将那些国内外实用的盟友或角色列入它的权力计划的战略之中。使欧洲大陆主义有一个谈判的范围，不必展示和削弱它与欧盟联系的大部分经济基础，保障有一个将来继续争夺欧洲最高权力的工具。
此外，“瑞士模式”还有助于英国将全球大银行放在“金融护照”的入口之外，这是与在伦敦城的全球主义金融寡头进行争夺权力的重要基础。与中国—金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条约是英国人与在伦敦的全球主义和控制欧盟的欧洲大陆核心争夺的时候为出口他们的产品加强自己地位的一个选择。这样也有机会更加直接地与中国—金砖国家进行协调，在与德国--法国核心直接争夺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市场拥有非常巨大的竞争优势。这向我们表明对英国来说，在金砖国家多极普遍的配置中进行协调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在面对单极的金融全球主义时提供级别，而且也因为这个级别开辟了与欧盟争夺投资和贸易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当然欧盟也在博弈，因此以自己的方式及时协调在多极的金砖国家普遍的配置，注意到在投资和贸易方面战术的争夺。两个大陆的角色在支持和协调保持或重新拥有世界的和宗教之间的人道主义多极普遍性方面是一致的。
在伦敦的全球主义公开博弈的是不存在英国脱欧，依靠媒体的行动和政治—军事的调解采取行动消耗英国，分别进行恐怖袭击（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地）。任何类型的英国脱欧都会让“金融护照”不得安宁，任何对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都反对它的战略计划和利益。伦敦的全球银行在欧盟其他的金融城市重新布局将是英国君主制度对在英国土地上的全球金融计划成功打击的一个准确标志。当然这种成功和它的规模也取决于欧洲大陆主义做到使新设在巴黎的全球的寡头屈服，作为在欧盟金融领域的统治者强加给富兰克林城，让这个城市从属于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的欧洲委员会政治霸权的路线。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金砖国家多极和世界人道主义和宗教之间普遍的战略来说，有兴趣加强整个削弱倾向于金融战争或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军事战争（伊斯兰国、达埃什）的权力配置的进程，作为将其利益强加于人的方式。这同时也倾向于加强所有将和平和政治作为解决冲突的方式和保卫国家、人民选举的政府、生产、劳动、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包容大多数的技术角色和配置。
英国脱欧、英国君主制度和多极的人民币元
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伦敦城人民币元的地位。我们记得存在三个角色：伦敦城的金融全球主义，英国君主制度和多极的中国，以便注意到不同的利益和计划，不同的代理人特别的分量。这样可以专门谈到在作为规模的单位的国家或中心与外围的国家之间不是二进制的关系，如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地缘政治所诠释的那样。
在为了重组世界秩序的争夺中重大的战斗之一是世界的货币。货币成为调解、组织、引导和协调、交换、咨询和储备的国际经济关系的工具。中国政府和金砖国家的人民币元国际化战略表现在一些方面：外汇交换协议的渠道；建立直接清算的银行；提供投资的份额以便参加“用人民币确定的机构投资计划”；此外，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这是中国人在漫长的世界货币的争夺中取得的一个胜利。
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统计，到2016年3月，人民币元在伦敦的分量取代了第二位的新加坡元，在离岸直接清算（清算中心）中人民币的交易总额中仅排在香港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在伦敦和香港之间的支付中建立了人民币元的支配地位，现在在这个走廊的所有支付中占40%，其次才是港币。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交换市场，但是关于中国货币的主导地位，在伦敦6.3%的支付使用人民币，在香港的支付人民币占72.5%。即使这样远远高于在其他欧洲城市用人民币支付的比例：巴黎1.6%，富兰克林0.5%，今天这两个城市可能是英国脱欧后大部分批发银行重新定位的城市。
此外必须看到补偿（结算）的服务作为银行间交易的基石在欧元区不存在必要的能力和基础设施，也没有集中的像伦敦结算行这样的补偿服务提供商，它是伦敦城平方英里的一部分。
汇丰银行欧洲地区支付和现金操作主任艾迪·诺顿对《金融时报》记者说，在伦敦人民币支付的增加反映了这个地区优先更广泛的转向：“英国的高潮，在它变成香港以外最大的活动中心时，反映了欧洲的公司在它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正在看到它的重要性。两年前开设一个直接结算的银行（清算中心，指中国建设银行2014年成立的英国分行）帮助英国建设以人民币结算，先进的企业正在将伦敦已经改善的支付基础设施资本化，以便世界的伙伴相联系。同时地区的其他城市如富兰克林和巴黎努力增加它们的人民币交易，欧洲的情况对于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的流动显示出越来越好”。
这个信息向们说明在中国将人民币元国际化的战略中伦敦的关键地位。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政治领域权力的建设应当理解为根据将不同的博弈者整合在一种力量配置中的能力，能够提振它的经济因而提振它的战略利益，不仅是经济的利益。不论是服从的方式，还是暂时的战术联盟，与伦敦城的关系都是战术的，只限于某些能够发展欧洲和英国大陆主义和全球主义的交易，与此同时确立人民币元/金砖国家的地位。
协调欧亚多极的世界战略的进展与全球主义的战略对抗，但是在这种争夺权力的关系中对多方的角色存在经济利益的空间。参加新丝绸之路的许多国家将被包括在权力的地区集团中，这些国家成为欧亚关税联盟、欧盟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走向”印度、俄罗斯和欧盟的亚洲小国。
这样应当看到来自中国方面进行欧亚协调最后的大博弈：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的计划，也叫“新丝绸之路”计划。这项计划意味着对于生产和贸易交换的大量资源，许多角色可能包括在内，在这里政治的意愿伴随着参加经济交易的空间，结果可能巩固趋势，但是以另外的方式一直在加速从2008年危机以来生产的重心和世界生产总值向新兴世界的转移，中心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这不仅意味着它有经济能力打开和包括其他国家，而且也有能力将意愿结合和团结起来继续在世界范围内与全球金融的“赌场/泡沫”的交易继续公开对抗，后者是从金融城的网络安排的全球主义的生产--消费模式，其逻辑是反人道主义的宏观经济--数学效率。
应当看到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从2009年6月金砖国家在俄罗斯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以来确立和巩固了它的多极--世界的地位。公共的管理是实际上的国家，不是一个存在权力国家的指示器，它具有的主权的程度和今天所具有的角色的规模。同样跨国金融资本私有的国家获得它全球的地位不是因为全球金融流动的能力，而是因为能够建设和强加它的领土权，它不是国家的领土权，而是在金融城市的网络中全球的国家领土权，抹去生产的、贸易的和消费的决定的边界。
这里看到中国--金砖国家作为战略博弈者的重要性。它不是一个或两个利用倾销战术的企业的对抗，欧洲工业核心的企业有些抱怨，如果不是以更加广泛的方式在权力的领域即主权的领域的话。坐下来谈判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条约，就是坐下来讨论一项更加广泛的计划。
以为欧洲的工业—科学—技术复合体所有的部门都可能取胜是不可想象的。这里在欧盟德国--法国核心保持谨慎和言不尽意，英国从卡梅隆政府起就将脚放在加速器上，成为深化欧亚合作的这场博弈的旗手。
在英国脱欧的时期里，在伦敦城人民币未来的作用是关键。这对于进入金融部门的欧洲市场不是一个小问题。在英国脱欧的情况下（硬脱欧，瑞士模式或软脱欧）进行争夺“平方英里”的金融机构的前途是什么是当前要分析的问题。
“一带一路”计划的大部分资金提供和交易在思考未来关注欧亚的类型时是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到现在英国君主制度的作用似乎很重要。也就是说，必须考虑是谁以什么方式在欧亚合作的棋局将进行博弈，以便能够看清第一个世界秩序的权力的棋盘。这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复合体以及它们在意识形态或机构的意义上它们的代表是件很复杂的事情。但是必须观察现实，可以看到存在更大的一体化的意愿，几年来正在实施，尽管有矛盾，有前进和后退。
2017年5月，阿里西亚·加西亚-埃雷罗尔探索“一带一路”计划可能实施的渠道。除了中国，另外68个国家迅速加入这个雄心勃勃的倡议。亚洲发展银行提供的资金在未来5年估计为26万亿美元，包括能源、运输、电信、水和卫生领域。具体地说，中国--金砖国家的建议在开始的五年里每年提供1万亿美元。可以想到中国中央银行拥有的大量储备将做到有一个坚实的开端，但是必须注意到对中国人来说现在的形势不是2014年同样的形势。从2014年到现在中国的储备从4万亿美元减少到3万亿美元，已经减少了1万亿美元，这是由于倡议在全球的金融流动的结果。对这种事件通常使用的名称是“资本的逃离”。
认为中国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的道路将只是中央银行的储备或大量的黄金储备，这是天真的。为了能够达到每年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有不同的工具，面对全球大银行的“金融流动或金融打击”不会危及最后的防卫路线的完整。在这些工具中可以列出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BAII）2014年10月24日成立，是由中国国家推动的一个多边机构，目的是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这是为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重奏”争夺舞台的一大赌注。因为这种对抗，到2015年3月面对英国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西方第一个伙伴，美国奥巴马政府与英国的关系公开紧张了。现在该银行拥有100万亿美元的资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也有同样的景像，丝绸之路基金可能拥有40万亿美元，三者相加总数达到240万亿美元。当然因为资金不足不可能支配所有这些资金。
以人民币提供资金，中国的银行可能向一路一带的伙伴提供贷款，利用人民币元向投资有关的中国运输或能源企业（必要投资的大部分）付款。也可以用人民币作为偿付与中国的贸易结算的手段，拥有其他共同提供资金的资金。这是通过贸易的交换向货币事实上的国际化再迈出一步的机遇。
2017年5月中国的外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为了在五年内提供5万亿美元的资金，债务将增加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如果这些债务由一带一路的伙伴共同提供资金的话。
但是债务是一个越来越成为全球的处方，对中国也是这样。中国人民银行如今实行购买自己的债券同样的政策以便发行没有支持的货币，尽管它的实体经济重新走上高于6.7%的增长道路，拥有庞大的储备支持它与金砖国家的战略合作。此外，中国是最大的商品（石油、天然气、大豆等）购买者，它由黄金支持的储备帮助它推进石油--人民币元--黄金作为新的货币建议和对石油--美元可选择的国际货币制度。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10月，中国的中央银行六次调低利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16年9月的数据，这个亚洲巨人的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5.5%。虽然公共债务--政府手中的债务--和家庭的债务与其他大的经济体（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6.1%和43.2%）相比，水平仍然低，公司的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6.2%。
现在欧洲的伙伴提供给参加一带一路的国家的贷款55%（953万亿美元）来自欧盟的银行。其余45%（786万亿美元）来自世界上其他国家。从生产和贸易的一体化方面来说，欧盟在整体上得到的很多，在金融领域也是如此。可以预计设在欧盟的银行（现在28国，包括英国）与一带一路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加深了。应当强调在欧洲的大银行最近几次大的动作。2017年5月2日彭博社报道中国海航集团收购了德国和欧盟最重要的银行之一的德意志银行（设在富兰克林）的股票。从2月份的3%到3月份的4.8%，现在控制近10%的银行股票资本，超过了总部设在曼哈顿经营投资的黑石集团控制的5.9%。
合作的信号更加明显。2017年6月1日，德意志银行宣布将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共同的项目中合作。两个银行之间的协议包括承诺在五年期间为项目提供30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在数量上不会掀起波浪，但重要的的协议的质量。已经实施合作的工具中有可能深化，因为已经宣布德意志银行预计将得到中国发行人民币贷款的许可。这是与伦敦已有的能力进行争夺，表明通过人民币的国际化深化欧亚合作的意愿。
对于英国君主制度来说，在伦敦多极的中国的支持对于它为了伦敦城的争夺，反对控制伦敦城的全球大银行是个关键。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领域的深化对于人民币在贸易交换和为投资提供资金方面的存在事实上的国际化是合适的。英国虽然保留英镑作为自己的货币，在这个领域不再为将其作为世界的参考货币而争夺，依靠人民币元可以从最重要的货币交换城市与石油美元进行争夺，从这个地位出发创造重新采取主动性的机会。
从英国君主制度的眼光来说，这种合作只不过是一种为了深化关系的手段，以支持它重返世界权力的第一领域。同时这种关系不能避免冲突和色调，因为对中国来说，在考虑到作为世界多极主义的新基石欧盟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团结和强有力的欧亚所需要的。
色调是英国君主制度总是与大陆欧洲的权力有矛盾。在1806--1914年期间这种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是第一位的，今天是次要的，因为全球的金融计划与华盛顿的大陆主义的对抗是安排所有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这是在金融战争的最强能力与大规模破坏的核军事战争最强能力之间的冲突。在英国脱欧过程中，挑战将是看这些次要的抨击是否破坏共同的和必要的阵线，并与多极的普遍性一起反对单极的全球主义。
未来的前景与远景
重要的是再次搞清楚，不论是英国君主制度的战略还是欧洲的寡头（欧盟），将由于中国--金砖国家--多极的支持和发展而加强。
有人能够想象由于这个水平的合作，因为英国君主制度与中国签署一项自由贸易条约，欧盟可能离英国太远吗？这种提法是自相矛盾，一种虚假的矛盾。这说明欧洲的大陆主义寻求对英国脱欧实行强制，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引导居民，让英国君主制度接近中国时产生紧张，以这种方式留给英国的只有软脱欧的选择，它必须以更接近于布鲁塞尔（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大陆主义）的方式玩牌。
除了这些矛盾，我们看到与多极的中国的合作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正在加速发展，对英国来说从2013年起它有自己有差别的战略。今天谁能占据中国作为欧盟和英国的伙伴的地位，支持它们，推动吸收它们的生产，提供大量投资的地位呢？难道是美国和它的单极大陆主义伙伴吗？特朗普在整死北美自由贸易条约时已经削弱了他的地位，与墨西哥对抗，以便让跨国公司在墨西哥汽车产业的投资重新投到美国，此事迫使墨西哥重新将目光瞄向西班牙美洲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特朗普已经宣布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前总统奥巴马建议的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自由贸易条约）“垮台”。
虽然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他主张与有效脱离欧盟的英国签署一项自由贸易条约，因为美国内危机深刻，还要看他是否能够实现特朗普—梅的联盟，这在2017年7月在德国汉堡举行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已经公开。
另一方面，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的特殊分量说明，不仅在伦敦、巴黎和富兰克林的金融角色们将争夺英国脱欧的时机。在欧盟内部实施零关税对所有的工业和贸易利益将发生什么情况呢？从英国和欧盟方面来说这是正在进行的谈判和可能决定强制实施的脱欧类型敏感的部分。
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以便让有自己的战略的英国君主制度和一个大陆的欧洲的计划有生命力，取决于与中国和金砖国家建设一个欧亚集团。现在没有其他的战略计划和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包括在内，为它留出经济的空间以便双方能够继续发展。此外，加强自身成为地区的权力集团，这将指向和强加多极化的观念。
中国与英国和欧盟的关系问题将是欧盟英国谈判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中国—金砖国家的新型关系将必然包括两个角色，将对如何及以什么类型的战略协议进行谈判。
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在结构上受到英国君主制度实施的整个经济政策和战略的制约。不可能想象不分析这种复杂性的破裂。英国君主制度将面对寻求制约它的战略强有力的院外游说；以有力的事实寻求让其屈服，如恐怖主义的渠道，强制移民和资金流向脆弱的国家等，所有这些由全球的媒体以歪曲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主要的反对者是在伦敦、巴黎和其他城市的全球寡头，这些寡头寻求以自己尺码制约英国脱欧。在欧盟大陆主义的寡头（首要的反对者）也将持一种对抗的立场，但是今天面对全球主义寡头的冲击（通过所有的手段和所有类型的政变）它的战略是巩固欧盟。
另一方面，欧盟已经宣布反对签署一项与中国的自由贸易条约（与卡梅隆时期不同），如果不是在像欧盟寻求与亚洲巨人“达成一致”的条件下进行的话。与此同时，生产性和贸易的投资关系在加深。加码的轴心不是谁是否做到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条约，而是多长时间能做到这种战略合作达到没有回头路的地步。这是中国--金砖国家的赌注。首先在一些阵线这样做如在欧洲敏感的“发动机”（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去做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在提出倡议时去做，不论前进或后退，要使亚洲和欧洲接近，这是两个善于成为世界中心的两个大陆。
对中国人来说，有一项没有时间的战略，在2017年5--9月提出经济战略的倡议是为了不停地前进，对那些经历国内危机而不能以彻底的方式解决危机的人（全球主义对阵美国的大陆主义）占有一种优势。我们知道英国君主制度将赌注下在生产和贸易的领土权上。认为它已经忘记帝国的历史是天真的，它曾经在某个 时期是世界的第一强国，在1815—1944年间曾有效地控制着世界的三分之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英国处于下滑的状态，当时从1944年在战后的世界将美元—黄金强加于人，让英国的英镑—黄金屈从于它，英国最后可能寻求重现的方式，与唯一能够为它提供发展的地方的战略结成联盟：以金砖国家的方式和世界人道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多极主义。尽管它不是世界的帝国强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对英国君主制度来说是加深进展的时机；自从2017年5月正式重新提出一带一路的多极倡议和当年9月提出的石油—人民币元—黄金的倡议起，这以清楚的方式表明铸造21世纪的欧亚和世界棋盘之风再次从东方吹来。（三位作者的全名是维姆·迭克森斯、沃尔特·弗门托和莱奥内尔·德尔内格罗）
（《bte365体育在线》摘译自2017年11月8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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