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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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在当代显得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成为一个日益突显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话语分析理论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分析理论出发,考察毛泽东与党的建设问题,弄清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建构所作的贡献与方法论意义,进而揭示它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有益启示。

一、话语体系及其在党建中的作用

话语体系问题成为当代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突显出来,有其重要的逻辑和历史语境。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世界哲学的发展自近代以来开始从认识论转向生存论,发生了所谓的文化学的转向、生活世界转向、语言学转向、符号学转向、实践论转向等各种不同说法的转向。但不论如何表述,这些转向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近代哲学话语体系向现代哲学话语体系的转向。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话语体系是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和权益等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系统。一定话语主体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反映主体的价值观念、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等生存条件的意义系统。主体的生存条件,除了价值观念、社会地位、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权益外,还有心理情感和需要等,都属于话语体系表达的对象。而话语体系作为意义表达系统,其存在的主要形式就是符号(包括图像、声音、文字、语言等)。符号学的兴起是近代哲学话语体系向现代哲学话语体系转型的重要标志。二战以来,受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运用精确的话语使自身日益科学化。而符号学的兴起目标在于促进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精确化与科学化。[1]共产党作为整体的话语主体,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统一的学说,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它本身也需要引入符号学的方法,创立自己的话语符号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自己的话语体系,反过来促进自身建设。

话语体系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虽然话语体系是在党的客观实践中产生的,最终由客观实践决定。但同时应当看到,话语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在关于世界的划分中,最常见的是物质与精神两分法,其中话语体系当属于精神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波普尔在划分世界时提出了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与知识世界(世界3)。在笔者看来,其中世界3主要指的就是符号世界。波普尔的分类法虽然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他强调符号世界的独立性是值得肯定的。另一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看到了符号的重要作用,他将人界定为“一种符号的动物”,强调符号的文化创造作用。他说:“符号系统的原理,由于其普遍性、有效性和全面适用性,成了打开特殊的人类世界——人类文化世界大门的开门秘诀!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秘诀,进一步的发展就有了保证。”[2]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符号世界确实是人创造出来的,但同时符号又是人进行文化创造的重要工具。符号具有可感知性,人利用物的感性特征如形状、颜色、声音等进行组合创造出符号世界。符号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信息与意义的载体。因而成为主体思维活动的重要工具。实际上,符号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普遍性工具。无论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产品,人们都有一个先用符号进行虚拟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人类可以摆脱客观的物质实体的束缚,构建出有创造性的话语体系。这体现为各种理论体系、理论范式、文学艺术作品等等。另一方面,它们反过来会作用于物质世界,促进或阻碍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反过来为促进党的建设与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话语体系作为话语主体的价值、地位、权益与意志等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意义表达,它本身同时也是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为维护主体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党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为维护党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在现实中,如果话语体系不够完善,或旧的话语体系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产生不管用与不够用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语体系就会阻碍和延缓主体的发展。在当代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以马克思主义话语为核心的中国话语体系,还不能适应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解决了“挨打”与“挨饿”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掌握着世界的“话语权”,这里的话语权已经不是我们学术意义上正当的话语权了,而是一种话语霸权。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在国际上还没有充分和正当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许多学科领域处于失语或无语的状态。这也充分说明,话语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不是随着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而自然形成的,它需要主体积极主动地去构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意味着中国的地位、价值观念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世界的认同。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为世界其他民族和国家所认同,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人类文明中的贡献有多大以及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能否真正确立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任何语境下都不应忽视对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二、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建构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这三个“缔造”都意味着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建。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与廉政建设等不同层面。而贯穿在以上建设过程始终的,还有一个党的话语体系的建设。其实,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注重对党的话语体系的建设以及对话语权的把握。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体而言,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是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注重历史语境的变化,以历史主义的方法和眼光去把握和叙述时代。“实事求是”的原则是毛泽东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素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机结合的重要成果。这一党的思想方法论原则内在融贯着历史主义的原则和眼光。从这一原则出发,就要求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处理问题,从各种教条主义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正是根据实事的变化,吸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之精华,解放思想不断创新,形成自己时代化、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独特话语体系,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的话语体系。从毛泽东自己的理论话语来看,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同样的问题,毛泽东都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得出不同的结论。如对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分析,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主义原则。

二是在构建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注重话语主体的建设。话语主体既是话语的发出者,又是话语体系的建构者。中国共产党是话语主体,党的话语反映党的权益和价值。只有不断强化主体建设,提高主体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主体的政治经济地位,才有在各方面表达自己诉求的机会,才能真正享有话语权。毛泽东在革命与建设时期,十分注重党的自身建设。他从来不把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党的自身建设割裂开来,也从不认为话语体系的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基础或决定因素,相反,认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的话语体系的基础,决定党的话语体系。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靠话语说出来的,而是靠实践建设出来的。一个强大的党也是在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党的自身建设是一项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廉政等建设在内的系统工程,话语体系建设是这一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整风运动、党的宣传工作、学风建设与制度建设实践中,毛泽东联系党的主体建设去构建党的话语体系,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基础上,去构建党的话语体系。因为话语体系的核心是话语权,而话语权与话语主体的实力密切相关。如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前,就已经在战场上做好了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所以在谈判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着谈判的话语权。总之,话语主体的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是话语体系的根据。

三是在构建话语体系过程中,注重对话语权的把握。话语主体的话语权是以话语主体的实力为基础的,但一个话语主体话语权的大小,并不仅仅取决于话语主体的实力。它还与话语表达、话语对象即受众等因素密切相关。话语权不同于政治与军事上的权力,它不具有政治军事上的强制性。从实质上看,它是一种精神文化权力,以受众的认同为基础,表现为话语主体的社会影响力。在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对话语权的争取和把握,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功。在话语受众方面,毛泽东始终面向人民并代表人民说话,将党的宗旨界定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让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道义逻辑的制高点上,而且保证中国共产党能够及时改正错误,走在追求真理的光明大道上。

　一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的是一种无私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它要求共产党员始终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为人民的幸福和人类的解放而努力奋斗。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高尚道德。这一道德规范,科学地改造和吸收了人类文明中的优秀道德传统。如中国优良传统道德中舍生取义的民本思想,当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又远高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

另一方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共产主义的道德话语,而且还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话语。因为,它站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扬弃了金规银律,为走出历史与价值的二律背反,解决类与个体关系的矛盾找到了出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科学的群众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推动历史前进。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他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因此,他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正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以人民的利益为旨归,以人民的愿望为根本,向人民群众学习,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样就能使党正视错误并及时改正错误,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可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一套合规律与合目的有机统一的真理话语。

正是因为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发,党的话语才能够得到人民的认同,在人民群众心中产生共鸣和影响,从而形成党的话语权。但人民群众的认同,也不是轻易而举的事情。如果表达方式不对,也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确立话语权,还可能丧失话语权。话语表达也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一环。在话语表达方面,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的,并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

一方面,毛泽东注重报刊媒体的作用,注重掌握报刊媒体的领导权。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毛泽东支持或创办了大批有影响的报刊杂志。他先后为许多报刊杂志写过发刊词。如1925年创办《政治周报》他专门写了发刊理由。他看到敌人不仅“有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广东革命有所起色以后,“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变不免发生疑虑。”“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4]这里,毛泽东已经深刻认识到了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为了掌握报刊媒体的话语权,他后来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共产党人》《解放日报》等报刊写过发刊词。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为《人民日报》写社论,并指导《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宣传工作。1955年12月,毛泽东在同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时讲道:“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5]在毛泽东看来,话语权是斗争得来的,既要掌握话语媒介的领导权,同时又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

另一方面,毛泽东坚持话语表达方式应为争取和维护党与人民的话语权服务。话语表达方式是实现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如果表达方式不得当,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党和群众的脱节,使党得不到人民的认同,从而丧失话语权。毛泽东非常注重对话语表达方式的选择。他主张用事实回击谣言,提倡话语表达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并发表了《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两篇讲演,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话语,倡导大众化的话语体系,详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他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6]他要求政治周报的事实叙述占十分之九,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用事实说话是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大力提倡党的话语体系应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疑是核心内容与整个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要构建党的话语体系,当然就应当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语权。于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7]。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详细列举了党八股的八条罪状,并给予批驳,在批判过程中阐明了党的话语表达方式,即要短小精悍,言之有物;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为指导,表述事实和宣传科学;有的放矢,注重受众;语言生动活泼,讨人喜欢;提出问题,观点鲜明等。在此基础上,他还强调了要注意话语的传播效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他倡导大众化的话语体系,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这样的文艺话语,才能为群众所接受和认同。从本质上说,毛泽东对党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也是对人民群众话语体系的构建。他反对党八股与倡导文艺工作为革命大众服务,其实就是在捍卫广大人民群众的话语权。

三、几点有益的启示

毛泽东关于党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取得的成就,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与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第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将话语体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使之成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弱小的党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党,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他非常注重并善于进行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斗争,注意对新闻报刊媒体等舆论阵地的争夺。在国民党控制了大量话语平台的条件下,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创立了自己的报刊媒体和学校,并大大强化报刊媒体与学校的党性建设,将领导权和主动权掌握在党的手中,积极主动地发出有利于自己的声音,从而争取并捍卫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话语权。这反过来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加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和统一,凝聚了党和人民的力量,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除传统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外,各种与手机通讯和电脑网络相关新媒体、自媒体手段层出不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日益模糊,出现的问题也十分复杂,这给党对舆论话语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一些负面信息与垃圾信息通过新媒体手段很容易被扩大,形成负面的舆论话语,影响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这就要求党切实将话语体系建设纳入党建工程加以重视。

第二,在今天这个信息网络时代,应将话语权的斗争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加以重视。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这当然是一个优良传统。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方法上已经不能奏效,在内容上也需要更新。在今天这个时代,各种新的后现代思想和话语凭借新媒体手段广泛传播,党如果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与控制阶段,是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的。这就需要党转换思路,将话语体系建构与话语权的斗争提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加以重视。不仅如此,在内容上也应当与时俱进,注重从时代的语境出发构建话语体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根据时代的发展加以充实和发展,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此外,应重视强化汉语的地位。汉语是联系与团结中华民族的纽带,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今天,在国际上与互联网上汉语的地位却受到英语的冲击。虽然我们在国内开始意识到强制全民学习英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在世界上举办了大批孔子学院传播汉语,但要从总体上突破西方语言的话语霸权,确立汉语的话语权和主体地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在国际上始终占领道义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制高点,坚持不懈支持和维护世界上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话语权。毛泽东时代,虽然中国共产党还面临着各种困难,但在国际上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敢于弘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支持各国正义的革命运动。不畏强权,不仅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8]的命题,而且为了正义敢于和美苏这样的强国斗争并取得胜利,这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话语权。今天,我们在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应跳出市场逻辑与狭隘的功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束缚,不忘实现人类解放与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理想之初心,在世界上弘扬团结进步、公平正义、和平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自由和解放等价值理念。

第四,以话语受众为中心,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毛泽东在构建党的话语体系过程中,十分注意话语受众即人民群众的需要。他反复强调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反对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党八股,认为这些工作实际上就是“不想让群众听”,是“对牛弹琴”。所以他主张要学习群众的语言,用人民群众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他们的诉求,以生动活泼的话语,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表达党和人民的诉求,这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今天,我们同样要学习和发扬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有效方法和原则,以当代中国人民的需要为中心,以平易近人的话语去表达他们内心的真实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注重这点,他的系列重要讲话和理论文章,都十分平实,有的甚至引用了一些最新的网络语言,并拥有人数众多的粉丝“学习小组”。他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向世界阐明了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提出了中国梦的战略构想、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国新狮子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觉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话语,为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并通过广泛的对外交流发出中国声音,在世界上赢得了必要的话语权。这更加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原文参考文献: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

[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4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4][5][6][7]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22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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