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惊醒未来 ——“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刻不容缓

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为毁灭罪证，下令炸毁区内一切设施，但匆忙之中仍有一些建筑残存下来。现存遗址有：731部队东部大楼、特设监狱、四方楼、冷冻实验室、焚尸炉、菌种地下储存室和兵器库等11处残迹，成为历史见证。

钓鱼岛引发的中日纷争，激起世界上一切有良知的人们对日本必须彻底反省历史罪责的强烈诉求。随着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强征慰安妇事实，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偏激狂热情绪在日本国内愈演愈烈，我们必须有效反击，在这场事关正义与邪恶，道德与堕落的斗争中，日本政府及右翼媒体表现出极大的无赖性，居然要求中方撤销“南京大屠杀档案”及“强征慰安妇档案”申遗，对此，我们应该有针锋相对的应对，以表达我国伸张人类正义，呼唤世界和平的正当性与坚强意志。相对于战争期间的大屠杀与性奴役，日军还有更多更加令人发指的战争罪恶没有得到清算，最残暴的就是以731部队为代表的化学战、细菌战及人体试验，这标志着战争杀戮方式的极端野蛮化，是对人类良知的最彻底的背叛。安培视察自卫队，刻意挑选731战机登临作秀，表达了这位战争罪犯后代复兴军国主义的决心，激起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集体愤怒与厌恶，因此，有必要将“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申遗”列上议事日程。这项申遗，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们进一步认清日本右翼的战争观，以及安倍“积极和平主义”中“积极”（就是不择手段，竞逐邪恶）的本质，而且通过“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长期被美国军方掩盖的事实，揭示美日军事同盟的失道义性，完全背弃人类普世价值，只图一国一时之私利。

一、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的历史事实

不同于战场搏击与杀戮，731部队是一群特殊的恶魔，他们是一群披着学术与研究隐身衣的医学家，医学的目的本是救死、疗伤、助残、抚痛，是和平（不伤害）、平等、悲悯、敬畏。日本军医却将医学沦为战争手段，杀戮工具，死亡工厂，苦难渊薮，变成罪孽、残暴、凌辱、傲慢、种族偏见的温床。据《菊与刀》介绍：日军各部队所配备的医疗服务资源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合理的战斗力……战争期间，日本军队里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小组，以在战火中搬运伤员并实施急救，在前线、在后方都没有医疗系统，甚至在远离前线的地方，也没有康复医院，他们对医疗供给的漠视让人难过，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部队在实施有计划的撤退时，或者是敌人已经快要占领据点时，负责医疗的军医常常在自己离开前枪杀伤病员，或者让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这完全违背战场自救的基本道义。军医在哪里？他们都在干什么？日军军医们在谋划着更大的战争罪孽。战争之初，日军大尉军医石井四郎向统帅部献计：“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从而确定了进行细菌战争的战略，想以最省事的代价，赢得侵略战争的胜利。侵华日军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和长春、华北的北京、华东的南京、华南的广州以及南洋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设立大型细菌战基地和工厂，又在中国63个大中城市设立分部和工厂。细菌研究“成果”广泛用于战争中，曾在中国20个省内进行细菌战。他们在进攻、退却、扫荡、屠杀难民、消灭游击队、摧毁航空基地等方面，无不使用细菌战，在中国形成了局部的疫病大流行。有据可查的就有27万无辜的中国人民死于细菌战（军方的死亡人数未统计）。

不像强征慰安妇史实，可以百般抵赖，细菌战与皇权与国家暴力密不可分，在苏联伯力受审的关东军军医中将梶冢隆二供称，731部队是奉天皇敕令建立的，许多皇室成员参与了计划，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三笠宫亲王等皇室成员视察过沈阳、长春、哈尔滨细菌战实验室。天皇表弟竹田恒德亲王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握细菌部队经费，并主管审批各支部访问者，发通行证。当关东军司令官参观731实验室时，竹田全程监护。《死亡工厂》一书中记载，裕仁天皇是知名的海洋生物学者，在1926年继承皇位前就对化学战和细菌战表现强烈的兴趣，很早就迷上了带病真菌、杆菌和各种培养研究，裕仁相信科学是实用工具，必要的战争手段，这种手段包括化学战和细菌战。

“日军731等部队反人类罪行档案”反映日军的细菌战、化学战研发与实施体系十分庞大，组织也十分严密。自1930年始，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中国构建了一个规模庞大、组织机构齐全的细菌部队。这支部队隶属于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领导，同时也隶属于各地区派遣军，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侵华日军的细菌战部队也随之大规模扩充，细菌战部队兵力总计达20000多人，其中科学研究人员就达7000至8000名。现有资料显示，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大体分五个分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拓展了南洋支队。

1.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即关东军第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队），总部设在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区，对外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731部队是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背阴河设立的东乡部队，该部队最早开始进行的是人体实验。1932年,石井率部队修建中马城监狱。1935年的一次监狱暴动迫使石井关闭中马城。石井到离哈尔滨更近的平房区重新设立一个新的基地，部队原来定员2000人，1939年10月扩充到3000人。

2.关东军的细菌部队：关东军第100部队，属于731部队的分支，是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细菌武器的另一大本营。部队驻地在吉林省长春市郊区孟家屯，负责人高桥隆犊兽医中将。其前身为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1931年在沈阳成立。1933年，病马收容所迁长春。1936年，关东军正式建立了“100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第100部队研究内容是针对动物、植物和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斑驳病为主的进攻武器。日本战败前夕，接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命令，大部分建筑物被炸毁，所有文字图片资料被烧毁。

3.华北驻屯军的第1855部队，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1855部队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定员1500人。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731的业务骨干与这支部队共享。1939年10月，西村英二走马上任，正式命名“北平甲第1855部队”。新修建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的地下冷库，日本投降时这支部队的番号神秘消失。

4.华中派遣军荣字第164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于南京中山东路（原南京陆军中央医院），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又称“多摩部队”。细菌武器研究所设在原中央卫生实验院的大楼里，定员1500人。部队长为桔田武夫中佐，副部队长兼研究课长为小林贤二少佐。下设7个课。该部队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5.华南派遣军波字第8604部队，建于1939年，本部设在广州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中山大学医学图书馆曾是该部队本部，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部队长初为田中严大佐，后为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下设6个课，定员1200名专业人员，后扩编至1500名，在华中、华南、华北的数十个城市设立了支队。主要从事各种细菌研究、传染病研究及鼠疫培养和病（活）体解剖，当年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是8604部队的细菌战实验场所。

6.南部派遣军：冈字第9420部队，本部设于新加坡昭南爱德华医院。细菌战剂研制所设在马来西亚淡环精神病院，并在泰国、缅甸、越南等国设有支队分部。定员初为208人，后发展到600人。这支部队虽设在南洋，但通过滇缅公路向我国云南实施大规模的细菌战。

日本细菌部队形具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完整的细菌战体系和指挥系统，实施的细菌战遍布黑龙江、吉林、浙江、湖南云南等20个省、自治区的63座城镇。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日军细菌武器生产能力是惊人的，每年可生产300kg乳浆鼠疫杆菌菌液，500～600公斤炭疽杆菌，1000公斤霍乱弧菌和2000kg跳蚤，同时还研制出磁制气雾剂，铜壳榴霰弹等多种生物炸弹，同时配合化学战，1942年有8个专业毒气联队投入中国战场，还有临时配属师团的独立毒气大队、山地战毒气大队、近战临时毒气大队等。同时日军炮兵、航空兵也普遍进行化学战，有时甚至把毒气罐发给每一个步兵。

除了直接服务于战场决斗之外，日本医生在这些部队营地还进行了许许多多令人不寒而栗的谋杀性的人体实验，如对健康人（包括未成年人及孕妇）进行谋杀性人体实验，如摘除器官实验与活体解剖；对健康人注射、吸入细菌或掺杂特殊病菌的食物、水，令其感染恶性传染病，如鼠疫、炭疽病、霍乱等，通过对这些受感染者进行活体解剖或尸体解剖，来研究各种传染病的自然发展过程；强行将健康人置于含有传染病菌的爆炸现场，令其接触感染源，测试细菌战等生物武器的杀伤力；实施人体冷冻实验：迫使健康人长时间忍受零度以下低温环境，造成冻伤或冻死，研究超低温环境下的人体生理与病理反应，检测防冻药物与技术的功效；压力与缺氧、干热、X光照射实验、高压电击，将健康人置于真空、高压、X射线、干热风环境中，致人死亡，研究极端环境致死的极限水准，以及非常死亡状态的生理与病理参数；甚至纯粹以残忍取乐的实验，因为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受试人的血放尽直至死去、用马血来置换人体内的血液、将马尿注入人的肾脏、迫使健康人与那些患有梅毒等性传染疾病的人进行性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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